四、联手共斗蒋介石

1939 年夏，陪都重庆 5 月 3 日和 4 日，接连遭受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

后，四川的地方实力派爆发了 7 位师长反对从川康地方实力派投蒋的王缵绪出任四川省主席的事件。7 位师长的电文指出王的十大罪状，并调集武装力量在成都近郊，大有剑拔弩张的架式。这 7 位师长是彭光汉、杨晒轩、谢德

堪、陈兰亭、刘元塘、刘树成、周成虎，都是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亲信，实际上矛头是针对蒋介石的，是反控制反独裁的一个大回合。刘文辉躲在雅安，佯装不知；邓锡侯视察忠县石堡寨，观山玩水；潘文华驻守阆中，闭门下棋。蒋介石怕在抗战后院起火，不能不采取釜底抽薪之策，乃电邀刘、邓、潘三人赴渝，面商机宜。他们三人未行成都前，分别约来谋臣策士，估计形势一番，得出初步一致看法：

“众怒难犯，敢怒而不敢下手，是蒋介石此时此地的心情。”于是刘、邓、潘欣然应召，各嘱左右幕僚陪行，前后两部大卡车，作为警卫，中间 5 部小轿车，形成浩浩荡荡的汽车队，直奔陪都重庆，沿途小患，不慌不忙，简阳吃“牌坊面”，内江品“蜜饯茶点”，隆昌赴“烧烤宴”等等，显得悠然自得。华灯初上时分，始抵重庆，均下榻曾家岩潘文华公馆。

刘文辉知己知彼，知道蒋介石特别痛恨他，只是现在他还有实力，蒋只是拿他没有办法而已。所以，刘文辉自然就另有一番心事在心头，晤蒋前，有些事，拿不稳，看不准，急需向共产党请教。他就要邹趣涛即赴曾家岩五十号八路军办事处联系，邹碰见徐冰同志，说明来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 3 位同志出面，与刘文辉会晤，掩护的办法是第二

天下午 8 时，先由徐冰陪同董、林、王，乘坐已担任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的那辆轿车开往约定地点，实行换车接人，就这样，在倾盆大雨之夜，把共产党 3 位同志顺利接送到潘公馆二楼客厅。

第二次与刘文辉会谈，主要是王若飞谈得多些，他首先指出：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已确定政策，从对外转向对内，虽经中共中

央致电蒋介石，在日寇阴谋分化我国内部之秋，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始终听不进去，河北、华中等地摩擦问题，不断发生，实系汉奸理论的“曲线救国”论甚嚣尘上。我党是要彻底揭露，坚决反击的。无论时局怎样变化、华北、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要加速

向敌后发展的，配合津浦路西与东的济南根据地，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决不让步；继续巩固华北，发展华中，连接华南，形成整个抗战的基本力量，把反日侵略的事业进行到底。”

接着王若飞又谈到： “蒋介石把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对势力，也把川康地方实力

派看成非嫡系的杂牌军队，时时刻刻都在打主意搞垮吞并。我们多年打交道，深知蒋介石的德性是欺软怕硬，色厉内在，你硬他软，你软他硬，如果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就会知难而退；如果妥协退让，他就会得寸进尺，直到把你消灭。”

这些推心置腹的谈话，使刘文辉深表同感，不禁会心地一笑。

就在这次雨夜畅谈的第二天凌晨，刘文辉就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的电话，当天上午 10 时蒋介石要单独约见他。不知是刘文辉出于素信佛教的生活习惯，还是心有余悸的敏感，但见他很快借用潘公馆二楼的角楼，加以打扫，整理洁静，设一方桌，将他随身带来的十多尊各式各样的小铜佛，陈列得井然有序，佛前置一三足鼎式铜质小香炉，内燃藏香，细烟缭绕。接着，恭敬虔诚地祷告起来，按佛家法规的跪拜，作“五体投地”状，默念经文，咿咿唔唔，然后在陈设的小佛中，选出一尊护身佛，藏名为“卡乌”，佛身缠有白色布条，系著名活佛汗衣撕下包裹的，装入一个上圆下方的小银

匣里，扣上玻璃前门，匣上系有黄色彩带，悬于胸前，再外套蓝色哗叽中山服，然后下楼用过早点，接谈一些来访者后即乘轿车，前往会见蒋介石。这样，在他想来，就觉得吉祥如意。心神安定多了。事实上，蒋介石这次“单独召见”，不但不是“鸿门宴”，而且是拉拢他，表示“亲切”，假惺惺地许以川康重任的画饼，以达到分化川康，分化刘、邓、潘的阴谋。

1941 年冬，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高潮，暗中勾结日伪，积极准备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日益暴露。为了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防止投降危机，拯救中华民族，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对地方实力派和民主党派做了大量工作。1942 年 2 月，周恩来约刘文辉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的住处秘密见面，俩人恳谈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向刘文辉精辟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后，郑重地向刘表示：

“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够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在现阶段，就是要促进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团结，联合起来坚决抵制和反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国民党地方民主力量以支持。”

周恩来一番开诚布公的谈话，更加坚定了刘文辉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共同抗日，反蒋独裁的决心，他坚定地表示：

“请周公放心，文辉定当不负中共和周公的一番好意，积极推动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团结抗日，并抵制老蒋的反动政策。”

此后，对于团结西南五省抗战力量，刘文辉十分积极。周恩来出面在重庆大阳沟范庄杨虎（即杨啸天）居住的一幢房屋里，约集刘文辉（代表川康）、杨耿光、杨啸天（代表民革）、章伯钧、邓初民（代表民盟），还有云南、广西的代表谈话，宣传我党的政策，巩固与地方实力派的抗日统一战线。为了使这种会谈经常进行下去，加强各方代表的联络，刘文辉建议搞一个“雅属社会服务处”来掩护进行工作，周恩来同意这个建议，当即推定邹趣涛为联络人。

既然事属机密，不能不严防特务的察觉。为此事前重托房主杨虎（国民党中央委员，曾任过上海警备司令，当时又兼任戴笠为头目的社会动员委员会委员，社会关系多，颇具保护色）抽出来专任范庄屋前屋后、屋左屋右的巡风望哨任务。大材小用，才容易不露痕迹。由于他此时思想认识发生变化，已由上海臭名远扬的杨虎陈群（谐音羊虎成群）时代，残杀中共党人的反共刽子手，转变为反蒋抗日的民主人士，所以他起到了一般人不可能起到的作用（解放后人民政府把他养起来，在上海安度晚年）。为了运用杨虎这种灰色面貌，刘文辉等人还设计他在范庄前厅会客室办了桌酒席，打着川剧胡蝶与电影胡蝶拜为鸳鸯姐妹、互学技艺的幌子，各邀同行或渝州名媛前来敬陪专座，献筹交错，珠光宝气，闹闹嚷嚷，极一室之盛。但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紧闭通道门户的后厅内，正在严肃认真地筹商着国家兴亡大事哩！

同时，通过交换意见，商定找杨啸天在上海租，一幢房屋作为地址，筹办一种十六开报纸，暂名《民众呼声》日报，经费由刘文辉与云南省主席龙云各出两万元，建立一个宣传舆论阵地。

不久，邹趣涛离开重庆到雅安展开“服务处”的筹备工作，刘文辉拨出西康省银行二楼几间房子，作为筹备处办公地点，并嘱民盟成员、时任银行经理的郑茂麅负责食宿交通。此后，沈志远邓初民，马哲民，黄药眠、姚觉五等人，就时常来往于成都、雅安、重庆之间。互相联络，筹商联合抗战事

宜。

另外，办大事需要大钱，队长远发展着想，从开源节流考虑刘文辉决定

采取以商养政的办法，在成都顺城街筹建裕边公司，杨耿光和杨啸天推荐的安徽桐城人、老同盟会员姚觉五为经理，贩运销售康藏的麝香、冬虫草、狐皮、红花等山货特产，以便在尚健在的左翼同盟会员中展开活动。刘文辉为招贤纳士，壮大抗日反蒋的力量，也乐于结交这股政治势力，曾专请姚觉五在陕西街黄敬龄“姑姑筵”里的小房间，叫黄敬龄亲手做拿手名菜几样，款待这个神秘人物。席前，姚觉五向刘文辉大谈他亲蒋反蒋的曲折经过，大谈他新三民主义的观点，大谈他联俄联共联合农工的具体步骤，大谈他川康军政界联合起来，以决定半壁河山的命运等等。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刘文辉注意倾听，宾主融洽。刘文辉也表示出博采众议的襟怀。临别时，姚觉五还赠送刘文辉一柄桐城派文豪姚鼐遗物玉如意，送邹趣涛一方画家姚石倩篆刻的图章，留为纪念。

在周恩来的推动下，刘文辉积极团结西南进步人士反蒋抗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