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根基已彻底动摇，全国解放的日子已经不远。这时，蒋介石不得不再次玩弄以退为进的策略，于 1949 年元月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担任国民党

政府的代总统。南京国民党政府于 3 月 24 日组成“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张治中，代表有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28 日又补刘斐），秘书长为卢郁文。顾问有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容等。并要求中共早日确定和谈的时间地点，以便开始和谈。

3 月 26 日，中共通过广播发表了和谈代表名单，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代表是：林怕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加聂荣臻），秘书长为齐燕铭。中共特别声明，要以毛泽东 1 月 14 日《关于时局的声明》所提八条为谈判的政治基础。由上述和谈代表团和名字不难看出，中共对和谈是认真的。

周恩来与张治中是相知 20 余年的老朋友，但在谈判桌上又是对手。老朋友相见后，不是愉快的叙旧，首先是一阵唇枪舌剑。

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于 4 月 1 日上午由南京起飞，

下午 3 时到达北平。一下飞机，看到迎接的人不仅寥寥可数，而且连一个中共代表都没到场。经过介绍，才知道来接的有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府秘书长薛子正和一些其他人。张治中等人都觉得很纳闷，原来设想首席代表周恩来会来接，现在连一个代表都没有，心下实在有点狐疑。同时，大家随身简单行李还要检查，心中颇感不快。代表和工作人员一起被接到六国饭店，又看到“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标语。这几件事凑在一起，张治中等人心中的疑团更大了。

从郊区机场进到市区，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奇特现象，就是锣鼓声声，秧歌阵阵。因为好奇，到六国饭店一放下行李，南京和谈人员就跑到街上看个究竟。原来群众自发的跳秧歌，庆祝解放。三街六巷，到处人流如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各种不同服装的，在大街上尽情地扭动，人人汗流满脸，喜形于色，兴致之高，热情之盛，难以形容。这种解放区的新气象，使他们内心触动很大。

1 日晚 6 时，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六人来六国饭店看望南京和谈代表，并设便宴款待代表团全体人员。饭后双方代表即开始商谈。商谈采取分头、个别对话的方式。周恩来、林伯渠和张治中、邵力子对谈。

这次交谈，周恩来一开始就以极其严肃的态度质问张治中： “你为什么离南京前到奉化的溪口去见蒋介石？”

这样突如其来的质问，使张治中感到摹然一惊，正想加以解释，周恩来接着又说：

“你这种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的所谓下野是假的，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

张治中急忙反复解释： “我不能不去溪口。是我自己要去的，一则，想到蒋虽然下野，实力还

是掌握在手上，我们虽然接受以毛主席所提八条为和谈基础，但蒋究竟同意到何等程度，我不能不摸个底，才好进行商谈。二则，蒋虽然不当总统，但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们六个代表中除行老（章士钊字行严）外，其余都是国民党员，也有义务去看望他。也不好全部去，我是首席代表，只好我去。三则，近来京沪间一些人纷纷发表言论，提到很多主张，给和谈制造障碍，我去溪口并且在回南京后马上发表新闻，可对这些人起到威慑作用：蒋既然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家乡，一切交由李宗仁主持，这些人就不敢反对了。”

张的反复解释和补充，没能使周恩来满意。周最后说： “不管你怎样说，只能说明蒋介石还在发布指示，说明你们不是要和

平，这种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张治中感到反复解释无效，也就动起了感情，引起双方的争执。以后在另两次不同的场合下，周恩来再次对张治中去溪口见蒋提出批评。张治中在解放后忆起此事时还说：中共对我去溪口反应如此激烈，实非始料所及，这件事对和谈的情绪是实在有影响的。我认为，这段经过反映了周恩来严肃的原则性，中共代表不到机场迎接和六国饭店张贴的标语，是绝非偶然的。

其次，谈到和平问题。周恩来问： “我们的广播你们听到了，你们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心需的材料

吗？对和谈有何具体的意见？” 张治中诚恳地答道：

“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共方的——当然是以毛先生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

周恩来肯定地说： “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

接着，周恩来代表中共方面提出设想： “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对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们的意见，如

果可能，经过三四天商谈后，然后在 5 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让双方讨论，当然，你们也已意识到形势发展得很快，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国际上除美帝及其追随者外，也都希望中国出现和平，这是不能再拖延的。”

4 月 12 日晚，双方代表再次商谈。这是一栋高大、宽敞、华贵而又幽静的清廷遗物——中南海勤政殿。大厅中间横放着一长排条桌，两端是双方首席代表的座位，两旁则分坐双方代表。长桌两端的后侧还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纪录人员的座位。布置简朴，气氛显得庄重严肃。

会议没有固定的程序，在双方首席代表同意会议可以开始后，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做了详细的说明，主要是：

首先，明确战争的责任在南京政府。南京政府自执政以来，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肆行反共；尤其自 1946 年以来，撕毁两党一切协定、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使全国遭受空前灾难，已完全丧失人民信任。国民党部队已为人民解放军所彻底击败，愿以毛主席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因此在双方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中，首先要明确战争的责任。第二，关于战犯问题。主要战犯必须严惩，但不限任何人，只要能“认

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将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

待遇。”

第三，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的，因而是非法的，它所产生的伪宪法曳是非法的，它所规定的伪法统理应废除

第四，国民党现在所保有的陆海空军、各军兵种、军事机关军事学校、工厂、后勤机构，一律加以改编，其拒不服从者，即加以讨伐。为完成此艰巨任务，特组设整编委员会。

第五，改革土地制度。全国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均应进行改革，解放军到达地区，先减租减息，再行分配土地，解放军未到达地区，南京各级政府应保护各该地农民组织及活动，不得加以妨碍。

第六，凡国民党政府对外签订的一切条约、协定以及文件档案，一律移交联合政府审查，其中凡对国家不利，尤其出卖国家权利的，分别予以废除、修改或重订。

第七，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应准备交代；解放军一开进，即实行军管，除反动分子之外，对广大公教人员和官兵绝不使流离失所，对进步分子、有用人才，还给予出力机会，对生产机构悉予保存。

周恩来最后说： “我们对以张文白先生为首的代表团寄予极大希望，希望同意和签订这

个协定草案，使和平得以实现，问题得以解决，一定为全国人民所永远赞许。” 接着，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大意是： 1．关于草案的前文，我们认为国民党违背了孙中山先生遗教和政策，

是战败了。我们愿意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不过对过分刺激的语气希望减缓些。

关于战犯问题，中共方面是大让步了。不过我们希望改为：“凡今后拥护和平者，可以给予宽大待遇，有背叛和平者，才应追究。”我们代表团诚意谋和，不想为此使会议陷于僵持。
关于废除宪法与法统问题，我们无不同意见，只希望作文字上的修

改。

关于军队整编，原则同意，但具体方法步骤上希望修改：第一、双

方军队各自在各自防区内改编，在联合政府未成立前，不受单方面的指挥。第二、具体的改编办法，应另文详细规定，不必写入协定之内。第三，分两阶段进行，其负责机构，前阶段可名为监督或监察委员会，第二阶段才名为整编委员会。

关于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我们原则上完全同意，这是早应这样做的，现在由你们提出，我们十分惭愧！
关于召开政协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我们没有原则上的异议，但条文中规定南京和各级政府在联合政府成立前，一切须服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样，后者将被看成是太上政府，希望考虑。
关于永远根除内战，保证永久和平，建立民主、统一、富强的国家气节，我认为非常正确。我今天固然代表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但本人向来是中共的朋友，在中共代表团诸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但我愿意提醒各位：国民党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责任落在你们肩上，我谨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民主的目标，建设国家臻

于富强康乐之境。

会议延至 23 时 15 分休会，双方同意会外继续协商。

4 月 14 日晚，中央代表团送来《国内和平协定》的修正稿，竹为定稿，

不书“草案”字样。晚上 9 时，双方代表团再次在勤政殿继续开会。首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发言，对协定修正案做了详细的说明：

我们对南京政府提出的修正意见，凡是对推进和平事业有利，与中国人民解放有利的，都尽量采纳，应该妥协的都尽量妥协，写成这个最后定稿。
我们做了两个让步：第一、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双方机构采用合作办法，以解决一切过渡时期的问题。第二、军队整编委员会，不冠以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字样，就是说，军事整编，双方合作；政权方面，互相协商，但是解放军渡江和军队改编两点，我们不能让步，否则违反八项条件的精神原则。
关于军队的集中整顿与改编，南京代表希望分两阶段进行，由双方各自负责，然后交由整编委员会统一处理。这是原则性问题，国民党打了二十多年的内战，靠的是反动武力，这个武力如不彻底消灭，另行改组，则内战仍无终了之日，这点我们是不会退让的。
关于解放军渡江接收地方政权问题，南京政府代表提出暂时行使政权，等到联合政府成立才交出来，这也是原则问题。军队是政权的先遣代表，北伐时就是在国民革命军中设政务委员会，军队所到，旧政权即予接收，新政权即行成立，这次人民解放革命运动，也不能例外。
南京政府代表提出的修改意见，我们已接受了二十多处，主要的如战犯不提名单，“元凶巨恶”、“首要次要”等字样也删去；带刺激性的字眼如“反动分子”、“贪污分子”等字样也删去；关于军队整编，已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去掉，改成“国民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
南京政府代表多次提出要求马上就地停战，我们没有同意，只同意协定签字后永无内战，并愿意在和谈期间暂不渡江。我们希望南京代表能说服南京政府毅然接受这个协定，并欢迎李德邻（李宗仁的字）先生、何敬之

（何应钦的字）先生、于右任先生、居觉生先生、童贯贤先生能到北京来参加签字仪式。

最后周恩来正式宣布说： “这个协定是定稿，是不能改变的，南京政府同意就签订。但无论签订

或不签订，到本月 20 日为止，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立即渡江。”

周恩来首席代表的最后宣布，有如晴空一声霹雳，使国民党的代表们感到十分震惊！但是情绪又很快安定下来，意识到这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原无足怪，心情马上转变为一喜一惧。喜的是中国问题将由此得到解决，中国人民几十年来的沉重灾难将由此得到解脱；惧的是个人今后怎么办？命运难以捉摸。

接着，张治中首席代表发言。他谈的不是对《国内和平协定》的意见，而是抒发自己的思想感受：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告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亦有历史作评判。

“孙中山先生去世 24 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变成自由、平等、独立

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耻辱！

“近几年，国民党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中共实在太狭隘了，胸襟和态度都狭隘，应该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感到惭愧，转变过来。

“今后世界的前途，我们对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实在远大得很，我们应该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使中华民族永远自由独立于世界之上。

“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一切让它过去，我们极愿把眼光放远些，胸襟放宽些，来迎接这个时代，共同担当伟大的新的历史使命。”

这些话，是说给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听的，也是说给国民党代表听的，更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周恩来不无赞赏地静心听着。最后，张治中又说：

“打个比方，国共两党之好比兄弟之争，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不必大认真。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能担当重大责任，表示敬重、高兴。而且要格外帮助他，使他做好。这不但站在兄弟的立场应该如此，就是基于人类之爱、同志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我们同一民族里，兄弟手足里，出来很好的兄弟，有能耐、有魄力把家当好，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使国家得到独立自由，使人家看得起我们，这是一家子的光荣。也是做哥哥的光荣。”

对于张治中的这段话，周恩来马上加以纠正说： “刚才文白先生对于兄弟的比方，如果是指两个代表团，那么我们都是

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根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仍可以一道合作。但如果是指过去的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压迫中共及人民的历史，尤其两年又九个月的蒋介石朝廷，小到四大家族和一切死硬派，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当年孙中山先生对清朝那拉氏的斗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

周恩来发言后，国共双方全体代表的会谈至此结束。

南京政府代表团回到住处，连夜开会充分讨论，一致认为中共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从全文看，虽然条件高些，但如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党一派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则唯有毅然接受。最后，大家推黄绍竑代表、屈武顾问把协定带回南京去，说服南京政府接受。

黄、屈于 4 月 16 日由北平飞返南京，即往见李宗仁，白崇禧在座。听了黄、屈的汇报，看了《国内和平协定》全文，李宗仁表示犹豫，白崇禧则极力反对，顾祝同则火速把协定送溪口呈蒋介石。蒋介石看后拍案大骂，说： “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国民党中常会随即发表声明表示：“绝对不能接受！”李宗仁、何应钦则立即给南京代表团来电，表示协定不能接受，请建议中共签订暂时停战协定。

是晚深夜 12 时，张治中接李宗仁、何应钦来电：

兄等此行劳苦，事虽不成，俯仰无愧。迎返代表团专机何时飞平请电告。

延至 22 日，张治中命人草拟电槁：

请于 23 日派机来平，预定 24 日回去。

电报发出后，张治中命人并正式通知中共代表团。

究竟是回南京还是留在北平，成为国民党南京政府代表团 21、 22 两日一直商议的话题，大家基本上都愿意留在北平，投向人民怀抱。只有张治中反复强调：

“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决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的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

中共代表团得到情况后，由周恩来、李立三、林伯渠一起来劝驾，表示恳切挽留，周恩来诚恳地说：

“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为南京方面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的遗憾。目前形势发展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全部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但出现部分地区的和谈则是很可能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请大家留下来吧。”

对于中共代表的恳切真情，大家都认为有理，也都十分感动，只有张治中还是反复强调他“复命”的理由。至此，周恩来不得不恳切地对张治中说：

“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周恩来的话语恳挚、温和而又坚决，使张治中十分感动。林伯渠和李立三也说：

“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们的代表并没有马上撤退，以保持未来和谈恢复后的接触。现在挽留你们，也是这个意思。”

到了 23 日，南京方面果然派了一架专机飞平，以接回其和谈代表。然而走下飞机的竟然是张治中的夫人、女儿等一家七口，原来，周恩来唯恐国民党军政当局加害于张治中的家属，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趁机把其家属秘密送上了国民党接和谈代表的专机。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张治中于万分感动之中，再也不好意思说“复命”的话了。

事后证明，周恩来的话是完全对的。重庆解放前，蒋介石指使特务把杨虎城全家杀了，连秘书全家也下放过。逃台以后，为了找失败的替罪羊，把原浙江省主席陈仪，原武汉市长徐会之，原参谋次长吴石等人都杀掉了。张治中、邵力子本来是蒋的反革命两手中和的一手工具，蒋逃离大陆，和的一手失去作用，“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张、邵等人的使用价值已经消失，而作为替罪羊则很合适。所以张、邵回去，必将成为阶下囚，其下场不是杨虎城，就是张学良。

北平和谈至此结束。一生为和平奔走的张治中将军，至此终结了毕生的和谈历史，掀开了他为新中国建设而努力工作的灿烂历史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