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良秘留会周公，奉送大洋整三万

1935 年冬，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胜利到达陕北。这里东际黄河，北靠沙漠，南临平原，西面荒凉，人烟稀少， 道路崎岖，虽然比较荒僻，但是闹革命的好地方。国民党军要四面“围剿” 红军，也不那么容易。但是，当时的陕北，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回旋余地小，刚刚站稳脚跟的红军必须设法向外发展。如何发展？向何处发展？向南去，就要与张学良打仗，我党已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正在做东北军的工作，为争取一致抗日，不可采取军事行动， 况且蒋介石的嫡系陈诚部在洛阳周围陈兵 3 个军，目标是对付红军。我军一向南动，便会把蒋介石的嫡系大量引进西北。更主要的是，这时日本正在把侵略的魔爪由东北伸向华北。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时局的基本特点出发，并结合西北和华北地区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苏区发展的方向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行动：不宜向南、或北或向西，而应该是东渡黄河，开辟吕梁山革命根据地。东渡黄河有很多好处，可以把抗日的主张直接扩大影响于华北，可以解决经费给养，可以扩充兵员，开赴抗日前线，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结合起来。于是，在 1936 年 1 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准备率军渡河东征。

红军主力渡河东征，后方必须巩固。于是毛泽东在率军东征之前，就安排周恩来坐镇陕北，负责后方工作，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做张学良的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不仅是抗日的需要，也是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的一项重要部署，使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出师东征无后顾之忧。因为张学良当时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统帅着 20 万大军，布防在陕北苏区边界，在此情况下，做好张学良的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

周恩来先派在作战中被我军俘虏的东北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回部，向张学良转达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同时，高福源被放回，这本身也是共产党有诚意的一种表示。所以张学良很快提出要与共产党的正式代表会晤商谈。

周恩来十分高兴，便派李克农于 1936 年 3 月 4 日在洛川与张学良正式谈判。这次会谈是很重要的一步，是联合抗战的开端。李克农不辱使命，与张学良很快达成了几项协议，其中一项是：由中共代表请示中央，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学良直接会晤，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初步定在肤施

（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会谈中还确定由中共派一位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于开展工作。

李克农回来后，将会谈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立即电呈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毛泽东即刻电示周恩来：在适当时机会见张学良。党中央同时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党代表常驻西安。

刘鼎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开诚布公地进行了交谈，说明了红军与东北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的伟大意义。说得张学良十分高兴。张学良没想到共产党里竟有如此多的才高识远之人，对刘鼎肃然起敬，一定要留刘鼎住进他的公馆。这样，刘鼎便与他带的报务员，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东楼第一层东头南边的屋子里。刘鼎住进了张公馆后，与张学良时常见面，经常谈到抗日整军的问题，对东北军的抗日运动和抗日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刘鼎也将张学良的态度随时报告中央。毛泽东得知张学良态度确有转变，始决定派周恩来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并电示一定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当时的肤施，正是东北军的防地。由党中央驻地瓦窑堡到肤施，途中要经过蟠龙镇和拐峁，约两天路程，周恩来只准备带二十多个骑兵警卫。由于蒋介石对张学良不放心，这一带到处是蒋介石的暗探，大家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

所以，有的同志不无担心地问周恩来道： “为什么不叫东北军的代表到我们这里谈判，要是他们翻脸怎么办？” 有人附和说： “是呀，上次谈判地点就在东北军的防地，就是对等，这次谈判也应该

由他们上我们苏区来，这样才合情理。” 周恩来爽朗地笑了，解释说：

“国民党没有这种气魄，不可能邀请各党派、各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应该积极采取行动，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这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再说，革命就是要担风险嘛。古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的脚步应该把肤施的路踩宽。”

又有人说： “那就多带些兵吧！” 周恩来又笑了笑，说：

“这是谈判，又不是打仗。如果带了很多人马去，人家还会相信我们的诚意吗？昔日关云长单刀赴会，都安然无恙地回来，我有你们这二十多人马， 谅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们也要相信张学良将军嘛！”

接着，他又问大家： “如果有一天我们要上南京去跟蒋介石谈判，同志们敢不敢去？” 大家坚定地表示：

“跟着首长，什么地方都敢去。甭说是去南京会老蒋，就是龙潭虎穴也敢闯。”

周恩来哈哈大笑，说： “只敢去还不够嘛，还要弄清为什么敢去。” 大家异口同声的回答：

“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祖国，我们哪里都敢去。” 周恩来连连夸赞说：

“好，好，只要弄清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无所畏惧。以后上南京谈判， 我还真想带着你们去哩！”

大家都高兴地拍起手来。

一切准备停当，即将出发。临出发前，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张学良和王以哲军长，通知我方代表行期、接洽地点和会谈内容。电文主要内容是：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 8 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 7 日由瓦窑

堡起程，8 日下午 6 时前达肤施城东 20 里之川口，以侍张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商谈之问题，敝方拟为：一、停止一切内战， 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告为盼。

电文发出，当夜就收到了张学良的回电，同意所列的条款和内容，会谈

地点定在肤施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里。

接到张学良回电后，周恩来即带领李克农、高福源一行于 4 月 7 日起程， 向肤施进发。这一天，天色阴沉，不一会便有鹅毛大雪迎面扑来，顷刻转成雨雪交加。周恩来一行冒着雨雪前进，于 8 日下午到达肤施城郊东北的川口村。周恩来让跟随的电台与张学良联系，事不凑巧，电台发生了故障，一时联络不上。

第二天上午，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到达川口的消息。这时张学良正在洛川，他一面急电驻守肤施的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准备盛情接待，一面亲自驾机带领王以哲等人飞往肤施。刘鼎也随张学良同机到达。

为避开蒋介石的耳目，9 日黄昏时分，周恩来、李克农由高福源引路， 悄悄进入肤施，走向谈判地点。此时彩霞依然停留在天边，肤施的轮廓依稀可见。肤施周围是山，延河绕城流过。城东山上有雄伟的九级宝塔，城东北的清凉山上有万佛洞和四季长青的松柏。可谓青山绿水，宝塔巍巍，把山城肤施映衬得庄严而美

丽。

不一会儿，他们便来到了谈判地点天主教堂。周恩来在门口相等，高福源进去通报。教堂不大。但在肤施城里显得十分漂亮。它的大门是一列宽大的拱廊，四边有花环相衬，并饰以小象，两旁夹着两条有壁龛的柱子，往头是尖的。大门顶上有 3 条竖线花纹，竖线之上刻了一个抱着圣婴那稣的圣母

像。两侧外面有 5 个没有门洞的拱门，用花边描画出来。教堂四周建有围墙， 显得安静而肃穆。周恩来左右打量，心想可能是因为这里无人打扰，便于保密；也许由于这里是肤施最漂亮的建筑物，张学良才选择在这里会谈。

周恩来正在教堂门口观赏之际，张学良闻讯出来，立即握住周恩来的手，颇为抱歉地说：

“欢迎，欢迎！肤施是我军布防的边境，蒋介石的暗探颇多，所以，对周先生还不能大张旗鼓地欢迎，请周先生见谅。”

周恩来笑了笑。说： “所以，我们也只能在黑夜里交谈了。不过，肤施林木葱郁，绿水环绕，

可是块宝地啊！” 张学良也说：

“对，对。肤施的确是个好地方。”

说着，周恩来与张学良携手走进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经摆好了一张圆桌，圆桌上摆满了糕点和水果。一杯杯刚刚斟满的热茶，在烛光的映照下， 飘散着清醇的芳香。

一番寒暄，主客坐定。周恩来与张学良以前虽然互未见面，今天初次相会，却大有一见如故之感。张学良给周恩来的印象是少年英俊；周恩来给张学良的印象是威武成熟，仪表堂堂。张学良心想：难怪人家说周先生是美髯公，真是名不虚传！那胡子多美，又黑又长，活似关云长再世。

周恩来为了活跃气氛，首先说： “我是在东北长大的。”

张学良接上说： “知道，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讲过。”

周恩来从未听说张学良在南开读过书，很是奇怪，便问： “何以说张伯苓是你的老师？”

张学良直率地说： “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了，因此拜

张伯苓为师。”

谈到这里，张学良爽朗地一笑： “所以我和周公是同师啊。”

张学良这么敢于做自我批评，使周恩来感到他个是信得过的痛快汉子， 便由此入手继续详谈下去。

张学良也十分敬佩周恩来的勇气，心想：周恩来真算大胆，敢只身与我会面，如果我把他扣下他怎么办？因而，张学良也开诚相见。

俩人在直率、融洽的气氛中一直长谈近 5 个小时，气氛十分融洽，真是一见如故。

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坚决地说： “红军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

会谈中，张学良希望进一步与周恩来商讨解决联共抗日的几个重大问题和难题。

当时红军东征山西，准备进入河北与日寇作战，并提出“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集中华北”的口号。张学良对红军集中华北完全赞成。对在四川、云贵一带的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也完全赞成。他说：

“来多少都欢迎，经过东北军防区，我可以让路。” 但是他认为东征不如北上更稳妥，为此建议：

“红军北上抗日最好取道宁夏，绥远，解决降日的德玉，东向察哈尔。因为阎锡山部队防卫力量强，蒋介石又调中央军和地方部队入援，红军孤立作战，恐难立足。而且宁、绥人口多，粮食也多，可作红军后方；绥远邻近外蒙，便于取得苏联的援助。”

张学良是个痛快人，他热切希望红军早日与日军接火，这样，他就可以公开与红军联合抗日。否则他只能悄悄地和红军联合。

会谈中，张学良主张联蒋抗日，说： “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如果抗日统一战线

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就不好办了。”

以前，张学良在与李克农会谈时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上决定的政策是反蒋抗日，所以当时李克农就回避了。此时，张学良又向周恩来提出了这个问题。

周恩来解释说： “中共过去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头

子，视人民为死敌，其指导思想是‘宁赠友邦，毋与家奴’，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愿意听听张将军的意见。”

张学良说： “在国民党要人中，我只佩服蒋介石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据我回国

后两年的观察，他有可能抗日。”

接着，张学良又逐一分析了南京方面各派系对日本的态度。然后说： “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安内攘外’。把这个错误扭过来就可以

一致抗日。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 谈到这里，张学良停了一下，说： “除非蒋介石投降日本，否则我不能反蒋。”

周恩来听后，表示能够理解张学良的想法，并且说： “我党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的想法。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回去报告中

央。”

其实，在此之前，蒋介石政府已派入和共产党联络，准备同中共谈判。中共地下党员张子华等已由延安经东北军防线于 2 月 27 日到达瓦窑堡，转达了这一信息。中共中央正在考虑联蒋抗日的问题。

张学良见周恩来没有批驳他，回答恳切，感到他的意见可能被接受，心情很是愉快。联蒋抗日，是张学良企求解决的最大问题，他希望抗日不反共， 联共不反蒋。以壮大抗日力量，实现他率部打回东北去的最大愿望。这些当然都是正确的。

张学良对发动抗战能否取胜提出了一些看法和疑问：（一）他认为国家统一要集权，只有两条路，一是共产党式的，一是法西斯式的。同时讲了一通法西斯可以救中国的道理。（二）战争爆发，日本封锁中国海岸并扶植伪政权，中国如何取得外援？（三）日本对已占领要地固守如何办？日本内部能否起变化等等。

针对张学良提出的在中国实行法西斯式统治的观点，周恩来剖析了法西斯的本质，说：

“法西斯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把资产阶级一点形式上的民主都抛弃了， 法西斯是反历史、反人民、反共的，它没有群众基础。要抗日，要收复东北， 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不可能的。要发动民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理应联共。”

张学良听后，沉默良久，像是在沉思周恩来所讲的道理，从此便不再提法西斯主义了。

周恩来接着说：

“日本不可能将我国完全封锁，军援既可得之英美，也可以得之于苏联。抗战持久可能引起日本内部哗变。”

张学良感到周恩来谈得一针见血，虽在有些问题上批驳了自己，但说得入情入理，他衷心佩服。

此外，他们在双方各派代表以及联苏、停战、通商、合作等问题上都达成了协议。但张学良还有个难题，就是他缺乏抗日干部，希望中共支援。在谈到互派代表时，张学良诚恳地说：

“你们派多少人来我都欢迎，但我一个都不派。” 周恩来也坦率地说：

“我们一是穷，二是人少，文化水平低，很多人不识字。所以我们才不得不随时随地注意培养干部，这样才稍稍解决目前干部缺乏的问题。”

周恩来看到张学良为干部少而苦恼，就帮他出主意： “即使你有干部也要培养新干部。我们现在办红军大学，你可以办军官

培训团。红大上面可以办抗日大学，军官训练团上面也可以办抗日大学。将来两边的抗大可以成为联合的抗日大学。”

张学良懂得了干部要靠自己逐步培养，会谈后在王曲开办了军官训练团、学兵队等，用以培养抗日干部。这对团结、改造东北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教育了张学良，使他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他以后敢于发动“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10 日凌晨会谈结束后，张学良拿出一本为纪念《申报》60 年而印制的大地图（这是当时最精确的地图）送给周恩来，说：

“让我们共同保卫中国。”

对于当时十分缺乏地图的红军来说，这无疑是件宝物。

为了帮助边区解决经济困难，张学良还赠送给红军三万块银元，以后又补送 20 万法币。

事后，周恩来对李克农、刘鼎等说： “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志气的

人。出乎意料，真是出乎意料！”

对谈到的一些基本问题，周恩来第二天致洛甫、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中这样写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他再不进兵无以回答蒋（蒋有电责他，并转阎电说他隔岸观火）。”“四方面军如北上，他可使陕甘部队让路。二、六军则须取得中央军同意方可，他愿为此事活动。”“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出路，他愿酝酿此事。十大纲领，他研究后提出意见。”“对蒋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现有分化，蒋现在歧路上。他认为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他当离开他。”“经济通商，普通购物，由我们在他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药品，他可代办，并可送弹药。”“彼此互派一得力人伪装侦察， 保持交通。另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之人在他处做事活动（克农因大公开， 不便在他处任事）。”

14 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

从此，周恩来就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延安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周恩来感到张学良是在诚心诚意地交朋友，便于 4 月 22 日亲笔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汉卿先生：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唯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其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问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 浑忘轸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并颂

勋祺！

周恩来 拜 4 月 22 日晨

这封佰，对张学良的评价甚高，对张学良的敬佩之情跃然纸上。刘鼎带

着这封信回到洛川，见到了张学良。张学良展读全信，深为周恩来特有的书法所吸引，更为信的内容所激动，十分高兴地对刘鼎说：

“今后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

张学良激动地来回踱着步，晃着手中的信对刘鼎说： “我对会谈很满意，比想象的好得多。我从未见到这样的人， 周先生

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疑难。给我印象很深。我和蒋先生相处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是否抗日。对共产党，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还知道他第二步是要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这次会谈，使张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张学良所提的联蒋抗日的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不久， 中共将逼蒋抗日的方针改为联蒋抗日。从此，周恩来和张学良成为知己。而后，他们又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共商抗日救国的具体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