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卢汉遣使投石问路，周公秘嘱等待时机

1946 年至 1949 年，卢汉深感处处受国民党中央的排挤和控制，久已心怀不满。1948 年底，滇军六十军在长春起义，九十三军在锦州被歼，这使卢汉大为震惊。共产党在全国节节胜利，云南境内的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武装力量蓬勃发展，以及云南人民要求解放的愿望，都在强烈地影响着卢汉。卢汉依托国民党蒋介石的信心彻底动摇，使他不得不另寻出路。

这首先要从卢汉通过宋一痕与中共中央、周恩来取得联系说起。

宋一痕原为中共党员，后与党组织脱离关系，但一直在寻找党组织。1946 年 9 月底，宋一痕夫妇在卢汉的资助下来到香港，不久即与中共华南分局接上了关系。

1947 年初，中共华南局的负责人方方约见了宋一痕。宋一痕向方方说明了想到解放区去的愿望，方方对宋一痕说：

“宋同志，你要求到解放区去工作可以，但现在的形势是后方同前方一样的重要，经组织决定，需要你回云南工作。”

宋一痕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并向方方谈了准备在适当时机策动卢汉在云南起义的设想计划。方方非常赞许，对宋一痕说：

“此举事关重大，需汇报中共中央后由中共中央做明确的指示，才能开始工作。你在香港等待中央的工作指示吧。”

其后，宋一痕将在香港得到的有关解放区的消息，在港各界进步民主人士、爱国人士对全国形势、云南形势的看法，加以详细分析写成一封长信，寄回昆明给卢汉。

1948 年 5 月，宋一痕在香港遇到了准备回昆的熟人陈公宪夫

妇，因一直没有收到卢汉的来信，宋一痕向陈打听了卢汉和昆明的近况，并托陈公宪带一口信给卢汉，说：“我因在港有事，目前暂时不能回昆，有事请卢汉写信到港给我。”

1948 年 6 月，随着形势的发展，东北大部土地都已解放。这时宋一痕接到了华南局转来的中共中央指示：宋一痕秘密回昆了解云南局势，摸清卢汉态度，做卢汉的工作，然后速回香港向中

央汇报。6 月中旬，宋一痕在香港经过化装，秘密回到了昆明。次日晚，卢汉即派副官开车将宋一痕接到青莲街卢的家中。宋一痕向卢汉详细谈了他在香港知道的一切，并按中共中央的指示对卢

汉进行了工作。卢汉表示必要时愿意考虑走起义这条道路，并要宋一痕在香港为他了解一些中共方面的情况。

五天后，宋一痕顺利回到香港，通过华南局向中共中央汇报

了回昆的工作情况，中共中央认为宋一痕此次工作很有成绩，要宋一痕继续在港等待下步工作指示。

1948 年底，全国大片国土相继解放，中共中央根据云南局势，指示宋一痕准备第二次秘密回昆工作。恰巧宋一痕在这时收到了卢汉的急信，要宋一痕回昆有要事相商。宋一痕立即向中共华南局的负责同志汇报了此情况，中共华南局负责同志即刻向中央做

了汇报，中共中央认为在云南进行起义策动工作现在已是时机，指示宋一痕回昆直接对卢汉进行工作，并对宋一痕做了具体工作的指示。

次日，宋一痕即从港飞昆。

宋一痕见到卢汉，说明了现在全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政权已是“大势所趋，败局已定”，希望卢汉不要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不要做历史的罪人，望卢汉为了云南人民作出正确的选择。

卢汉对宋一痕说： “我通过多时的考虑，为了云南的父老，已决心走起义的道路。我近来

这些天，已同在云南的老部下做了商议，大家也都愿意走起义的道路。关于什么时候起义，还要看时机。重要的是中央军第八军、第二十六军驻在云南，如果行动不慎，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起义希望能够得到解放军的直接支援。为了以上这些事我已派出了一些人去联系。你已到香港两年，没有人注意你，主要是你在以前（指宋一痕的学生时代）就参加过中共组织。中共方面能够信任你，我想只有用你的关系去同中共方面取得联系，你认为能行吗？”

宋一痕笑道：

“我此次回来就是接受了中共中央指示和您商谈的。您既有此决心，我一定全力以赴。我在香港已经同中共华南局取得了联系，一直都在进行这项工作。”

卢汉闻听，又惊又喜，风趣地说： “难怪如此，所以你以前给我的信，和前次来对我说的话都是共产党的

言论。真难得你看得那么远。”

接着，卢又对宋一痕说：“你是中共中央方面派来的，有些事我就要问你了，如什么时候能够进行起义，起义后的工作安排等等。”

宋一痕对卢汉说： “这些事必须等汇报中共中央后，由中央决定。” 卢汉又向宋一痕问中共方面对起义人员的政策：

“我和部下们都悔恨是国民党的将领，以前做过一些对不起共产党和人民的事，起义后能否得到中共方面的谅解？”

宋一痕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卢汉做了一些解释。最后卢汉问宋一痕能不能直接见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宋一痕说：

“如果有必要，能直接见到的。”

卢汉为了表示起义的决心，当即由三夫人钟耀琼执笔，写了一份决心书，卢汉亲笔签名盖上了印章，交给宋一痕，要宋一痕代他亲自交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卢汉还希望宋一痕把他所问的事代他同中共中央领导人面谈。宋

一痕当即表示一定办到。当天晚上，宋一痕由陈公宪开车秘密送回青龙巷，由席淑英的母亲将卢的决心书缝在宋一痕的西装马夹里。宋一痕又秘密约见了担任卢汉“干部大队”大队长的三弟宋彬。宋彬向宋一痕说：

“我们那里有许多人都相继跑到‘山那边’去了（指参加边纵）。” 宋一痕嘱咐宋彬说： “你们现在要掌握住局势，不要轻举妄动，到时候卢汉会采取统一行动

的。”

次日，宋一痕由卢汉派车护送至昆明机场，乘机回港。

宋一痕回港后立即向中共华南局汇报了工作情况和卢汉的要求，中共华南局负责同志表示：

“等向中共中央汇报后，约定时间就护送你北上。”

1949 年 6 月间，宋一痕接到中共中央指示，由中共华南局护送他到北京去。宋一痕到北京后，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接见。宋一痕将卢汉的决心书交给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对宋一痕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让宋一痕在北京休息一段时间，看看北京和平解放后的情况，等待中共中央对云南起义的具体工作进行安排。

此后，宋一痕多次受到周副主席接见，并受到朱德总司令、李克农、李维汉等领导同志的接见。此间，宋一痕还会见了翦伯赞先生、李印泉先生等民主人士。

两个月后，周副主席再次接见宋一痕，告诉他： “经党中央决定，你急速返回昆明工作。”

接着，周副主席并对云南起义做了三条指示： 1、欢迎。

2、既往不咎。

3、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待时机。谈到联系方案时，周副主席指示：

“同中央的联系还是通过华南局派人联系。” 宋一痕建议道：

“我的妻子席淑英也同我一起在香港，她和我同甘共苦 21 年，是一个可靠的人，我回去，就让她留在香港继续同组织联系。党中央有指示，可以直接交给她，是万无一失的。”

周副主席同意了这一联系方案。

1949 年 8 月，宋一痕从北京回到香港。宋一痕让妻子席淑英继续留在香港等待中共中央指示，对席淑英交待了联系办法，第二天即从港回昆，向卢汉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并同卢汉谈起了在北京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的情景；并着重介绍了北京和平解放后的情景，各界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的情况等等。

卢汉听了很受鼓舞，高兴地说： “看来我走起义这条路确是走对了。”

以后每天天黑后，宋一痕由卢汉派车从青龙巷接上五华山进行起义的秘密筹划工作，次日天亮前，秘密送回青龙巷。为了工作的秘密性，宋一痕化名“白云”，来接送的人都称他为“白参议”。

同时，宋一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同昆明的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由于宋一痕不能公开工作，同中共地下党的一切联系都由席淑英的三妹席淑芳

进行。席淑芳当时是昆明求实中学的教员，昆明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的预备党员。

卢汉知道，要使起义顺利进行，还必须与在云南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及边纵取得联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和配合。因为此时的云南，国民党嫡系二十六军驻安宁、宜良和蒙自一线，宪兵十三团就驻在昆明园通街，昆明城里到处都有军统特务，还有不少国民党的特设机构，这些都对他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他指示其内弟、云南保安第三旅旅长龙泽汇尽快设法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取得联系。

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的活动，龙泽汇时有所闻，纵队副司令员朱家壁是云南龙陵县人，曾和龙泽汇一道在南京考取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八期）， 1932 年毕业返昆，龙泽汇和朱家壁都在云南讲武堂当区队长。还有一个中学时的同学吴树桐，在卢浚泉的团里当文书。

如今，吴树桐已弃武经商，如果派他以做生意为名，前往游击队活动的圭山一带和朱家壁接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卢汉同意了龙泽汇的想法，就派吴去找朱。

吴树桐果然不负使命，到弥勒西山根据地找到了朱家壁。吴树桐对朱家壁说：

“龙泽汇叫我来找你，是卢主席的意思，希望你到昆明去一趟，有些事要和你商量。”

朱家壁 1938 年去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奉派到重庆，由周恩来亲自面授机宜，回云南在滇军做地下工作，担任滇军团长， 1945 年由于被国民党特务告发，撤出滇军，到边纵工作。他对卢汉与蒋介石的关系比较了解，一听就明白了卢汉的意思。但是事关重大，必须与党委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才能决定。基于这一考虑，朱家壁对吴说：

“我去昆明不大方便，如需要见面，最好请龙泽汇来，何时何地见面，待我们决定后再联系。”

吴树桐走后，朱家壁通过地下交通将情况向省工委汇报；并写了一封信经过省工委同意后转交给龙泽汇。朱家壁给龙泽汇的信是为了试探卢汉的诚意，主要内容是我游击队急需要武器弹药，希望他们能作些支援。

同时，朱家壁立即向桂滇边前委做了汇报，提出积极做好统战工作，争取卢汉起义的建议。经朱家壁介绍情况，分析利弊后，前委同意了朱家壁的意见，并将此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华南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