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周恩来:时机已至,立即起义

1949 年 10 月,刘、邓大军直指西南,周恩来指示驻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部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少春,要王争取刘文辉联合西南实力派一道起义。

经过王少春阐明利害,刘文辉明确表示了起义的态度。王少春立即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机宜。刘文辉所部二十四军参谋长杨家祯建议刘文辉把情况报告周恩来,并请示今后的行动。刘文辉考虑再三,指示杨家祯拟了电文交王少春报告周恩来。电文大意是:年来受蒋压迫,积怨难言,处境困难, 只好暗做准备。今已与邓锡侯等部约好,决定投向人民,今后如何行动,请予指示。

很快,王少春的电台收到了周恩来给刘文辉的指示电:我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中共中央对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时机的选择,同时由钱瑛传达给中共川康党组织。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都地区负责人熊扬,又把这一精神传达到中共雅安党组织。 10 月上旬,熊扬、张安国与刘文辉的代表杨家祯具体商定了关于起义的时机,起义的准备,以及起义后配合解放军的具体部署。

根据商定,中共地下党派张安国长住雅安,以便商量有关起义事宜,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瑄和参谋长杨家祯负责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10 月下旬,刘文辉在雅安同王少春对形势做了研究,商量修改了起义的具体步骤、方法及对蒋介石的策略,便从雅安到成都,向邓锡侯、潘文华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并商定以他们三人为核心,联合一切反蒋力量,在解放军到来时,相机起义,配合行动。同时研究了对蒋介石所应采取的对策。

至此,以刘、邓、潘为首的川康地方实力派的联合起义,基本成为定局。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刘文辉等人起义的进展情况。 12 月 5 日,周恩来

电告王少春:“望即转告刘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蒋匪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响应刘、邓两将军 11 月 24 日的‘四项号召’。行动关键在勿恋成都, 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万一窜入,应步步阻挡,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解放军赶到后协同歼敌。”

8 日,周恩来又电告刘伯承、邓小平:“已电告我派驻雅安之王少春同志,要刘义辉派负责人员携带密码、呼波至前线找你们接头,建立直接电台联络。在未建立之前雅安台与京台每日通报

两次,有报再经京台转你们。”

刘文辉在 12 月 7 日离开成都时,曾派一名副官将拟好的起义通电稿送雅安杨家祯,嘱杨待正式通知后再交王少春发出。电文经过一番周折,统一了认识,11 日刘便急电告杨家祯将发电时间填为 12 月 9 日,交王少春发出。

12 月 8 日,中共川西地下党、川康地下党、川东地下党、第二野战军派遣人员,以及各民主党派的人士,先后来到彭县的龙兴寺。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也相继赶到这里,参加起义工作。此时,这里成了川、康起义的中心。

12 月 11 日,各方人士于龙兴寺召开了一次较大的会议,商定起义后的决策:

一、如蒋、胡军破坏蓉城,当不顾一切,断然予以攻击。 二、待解放军进至一日之行程内,即配合解放军采取攻势。

三、在解放军来到达前,敌如向我进攻,则以一部配合武装民众,袭击其侧背,以主力退守西山山地待援,并采取政治攻势。

四、胡宗南部未向我进攻,且解放军亦来到适当距离时,则向胡部严密警戒,确保崇、彭、新、灌,并在政治方面采取攻势,以牵制胡部之兵力, 策反其部队,消除其战意,以促成其迅速崩溃。

五、通电表态,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走向人民方面;响应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司令员号召,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并号召其他部队起义;起义部队以原编制、原番号就地待命;给养问题,由刘、邓、潘致函各专员、县长供应,并遵守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接着,刘、邓、潘三部的将领黄隐、谢无圻、杨晒轩、陈离、马毓智、万里、刘元瑄、伍培英、刘元琮、潘清洲、严啸虎、潘大迥等亦发出通电拥护起义。

12 日,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瑄根据雅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意见,在雅安

城召开了隆重的起义誓师大会, 14 日宣布西康起义时军政委员会成立(后

改为临时军政会议),西康省民政厅长代省主席张为炯,也于 12 日通电全省各县宣布起义。

12 月 24 日,朱德总司令复电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对其起义

行动表示佩慰和嘉勉。新华社于 29 日向全国广播了他的起义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