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要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不可能也做不到

1938 年 9 月 29 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

进行了一个多月，于 11 月 6 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为副书记。（1939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南方局管辖华南、西南各省，委员有周恩来、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以周恩来为书记。 13 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南方局批准以周、博、凯、吴、叶、董六人为常委，江西、上海工作归南方局管。）

周恩来没有参加完这次会议。他在会议第二天发言以后就离开延安，在10 月 1 日回到武汉。从此开始了他与蒋介石新一轮的谈判。4 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转交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信件，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和统一战线的主张。8 日，他将所谈内容写成书面意见交给蒋介石。 14 日，再次会

见蒋介石。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主张表示赞同，但对两党关系问题仍不表示明确态度。

这时，由于日军正以强大乓力开始向武汉进攻，局势日趋紧急，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陆续撤出武汉，周恩来同蒋介石关于两党关系的会谈不能不暂时中止。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蒋介石的内外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将重点逐渐由抗日转到反共，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周恩来处在同国民党交涉的第一线，亲历了这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他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统一领导西南和华南各省党的工作以及同国民党谈判的事宜。由于有了长期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的经验，此时的周恩来变得更加成熟了，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沉着而又灵活地应对着。

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对于蒋介石的进步，周恩来都给予积极的评价；而对其反共和对日妥协，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周恩来撤离武汉后，经过天门、沙市、公安、常德，在 1938 年 10 月 27 日抵达长沙。这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各部、会都在这里。31 日．蒋介石发出《告全国国民书》，说明撤出武汉是为了保持继续抗战的力量，表示要坚持持久抗战、全面战争和争取主动。

第二天，周恩来、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

蒋宣言今早发表，内容甚好，不妥处已改掉⋯⋯蒋日前来长沙并转南昌，现回衡（山），表示坚决主张宣战，冯（玉祥）、白（崇禧）、（唐）生智均赞助。

11 月 1 日至 3 日，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检讨

武汉作战经过。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发言中强调游击战的问题。8 日，他又到衡山见蒋介石。商谈今后抗战的军事方案。蒋介石对周恩来的意见表示原则上同意。蒋介石明白他的一班文臣武将没有多少懂游击战争的，也没有一个赶上周恩来的，于是就要求周恩来说：

“请你写出一个具体方案来，方案出来，就可速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周恩来很快写出方案交给了蒋介石。

月 25 日至 28 日，蒋介石召集南岳军事会议，讨论抗战新阶段的战略方针。到会的有高级将领三百多人，周恩来和叶剑英

出席了会议。白崇禧是主战派，他将周恩来给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介绍给蒋介石，并说要全国人民都看。会议上，蒋介石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在南岳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并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游击战。这件事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同。南岳训练班的主任由蒋介石兼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也担任了这个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他后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说：

中央军最重要，但最难接近，最难工作⋯⋯南岳训练班较珞珈山更有成绩。这几乎是我们接近中央军官最好的机会，只可惜人去少了。因为人去多了，不仅可以扩大我们的影响，而且可以培养我们自己（的）知名干部。

中国共产党很早在武汉就提出过各党派联盟的主张，那就是建立统一战

线组织，制定共同纲领，改革政治机构。周恩来曾向蒋介石建议说： “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是可以的，你们是一份，我们也是一份，各有独

立的组织。我们进到国民党里去，要保持我们共产党的独立的组织，也可以像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

蒋介石打的却是另一种算盘，那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溶化共产党，取消

共产党，成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为他个人的独裁。国民党提出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口号，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头去，加以溶化，把这叫做“溶共政策”。

月 3 日，周恩来经衡阳到达桂林。八路军刚在这里建立了驻桂林办事处，由吴奚如、李克农先后担任处长。这是经过周恩来同白崇禧商谈同意后建立的。周恩来、叶剑英在这里对办事处的工作做了详细布置，还会见了从武汉撤退来的一些文化界进步人士。

蒋介石得知周恩来到达桂林的消息后，即于 6 日晚在桂林主动约见周恩来。蒋介石的住处，桌明几净，布置得温馨淡雅，几支蜡烛闪着柔美的光。蒋介石想布置个友好宜人的气氛，并在这一气氛中会见周恩来。侍从们通报后，蒋介石主动迎到院中，握着周恩来的手，十分热情他说：

“恩来，快进屋，咱们好好谈谈。”

宾主坐定，略事寒暄，蒋介石给周恩来让过茶后，即切入正题，正式提出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内的主张。他对周恩来说：

“共产党跨党加入国民党，大家不赞成。共产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果同意，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面谈。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周恩来从蒋介石热情的迎接中已猜出蒋要谈重大问题，并想要中共让步，已有思想准备。待蒋介石谈完，当即阐明了共产党的原则：

“共产党信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战的出路，且为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并不都如此想，故国共终究是两党。”

接着，周恩来又说： “跨党是为了取得信任，但我们也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以采用

其他办法，要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不可能也做不到。少数人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有害而无益。”

周恩来坚定的立场使蒋介石大失所望。只好怏怏地说： “如果你考虑合并的事不可能，就不必电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了。” 但蒋介石这个念头并没有立刻打消。12 月 12 日；他在重庆又约见代表

中国共产党前来参加国民参政会的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继续洽谈。他说：

“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者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是跨党办法绝对办不到。”

他甚至说： “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

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这次会见共谈了五六个小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吴玉章在四年后回忆说：蒋“力劝我们到国民党去作强有力的骨干，为国家民族共同努力，不必要共产党”。井说“如不取消共产党，死也不瞑目”。大家辩论了很久。他且特别对我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这次会谈，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溶共政策而不欢而散，没有任何结果。

周恩来在 12 月中旬从桂林到达重庆。29 日，逃亡到河内的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周恩来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随即发表《汪精卫叛国》的社论，并批判种种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的亡国论调。1939 年 1 月 20 日，也就是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前一日，蒋介石又约周恩来继续商谈。对于这次商谈的内容，第二天周恩来在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里曾做了详细披露：

蒋昨晚约我，问延安（对国民党全会）有无意见，并又提统一两党事。我告以不可能。彼仍要我电中央请示，希望在全会中得到回电。我告以各地反共捉人事要他解决。他反说根本问题不解决，不仅敌人造谣，即下级也常不安定，影响上级，意在这次会有人提此类事。他并说：汪走，更是两党团结的好机会。即暂不赞成统一，也要有新办法。我问他有何具体办法。他说未想得。其意盖欲我党对国民党全会有一具体让步，以塞众口，以利防共。

根据上述情况，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两条建议：一、对国民党的全会，

中央应有一个表示。二、拍一密电，提出我党的具体意见，指出我党愿与国民党进一步合作，但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摩擦日益加甚，此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救急办法，提议由两党中央组织共同视察团或委员会，前往各地就地解决纠纷，至少可弄清事实，向两

（党）中央报告，以便寻找进步一具体合作办法。

对于周恩来所提的与蒋介石斗争的策略建议，中共中央表示赞同， 24

日拍发了致国民党蒋总裁暨五中全会电。 25 日，周恩来将这个密电转送给蒋介石。电文写道：

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宾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

中共中央的坚决态度，使蒋介石看到通过所谓两党合并来取消共产党的

做法是行不通了。于是，他在 1 月 21 日到 30 日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重新解释“抗战到底”的“底”，不是要打到鸭绿江边，而只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这次会上又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4 月 14 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还专门设立从事反共工作的特别委员会，开始了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共活动。

国民党五中全会，是蒋介石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这种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一直继续到抗战结束。

战斗在国民党的心脏——重庆的周恩来，一直在密切注视着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动态和蒋介石的态度，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了国民党政策的这种变化。国民党五中全会闭幕后不久，他即在 6 月上旬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开始走“向下发展的道路”，重心由外转向对内，眼光由看前线和沦陷区转向看共产党的后方。周恩来对这种正在发生着的变化及时地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在前一个阶段，国民党当局及前线将领均一心一意计划如何支持长期抗战，如何深入敌后与敌展开全面战争，故当时的努力重在加强抗战的力量，谨严对外的立场，巩固团结，肃清汉奸。在后一阶段，亦即目前阶段，国民党的当局及后方军政机关，均重在如何对内，如何限制共党，防备共党，乃至反对共党，如何消灭同情共党的影响及其分子，如何消灭国共以外的中间分子，以冀造成国民党独霸的局面，于是思想复古，摩擦丛生，一切抗战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自由，极受限制。对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对八路军、新

四军，乃发生许多苛刻之要求，无理之限制，不平之待遇，以至杀人捕人武装冲突。

这时，国民党在各地的限共、反共活动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他们不许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到处破坏共产党的组织，逮捕共产党员。在福建、江西、湖南、陕西都发生了暗杀共产党人的事件。他们不承认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电令取消晋察冀边区，河北省政府明令取消冀中、冀南行政公署。他们不准八路军在地方筹款，不增拨八路军所需的经费。八路军月饷每人平均只有六角七分，是国民党军队月饷的九分之一。他们不许八路军、新四军到敌后活动，并制造了“博野事件”、“土桥事件”、“束鹿事件”等一系列摩擦事件。就“博野事件”来说：正当冀中抗日军民同日军浴血激战之时，国民党军队一部突然偷袭位于博野县的八路军分区司令部，并在安国活埋共产党员多名。在冀南的“束鹿事件”中，国民党军队突然包围八路军一二九师 1 个连，杀害连指导员以下 21 人。

到处在流淌着共产党人的鲜血，到处都可以看到反共的逆流在增长，局势的发展不能不使人深深担忧。

对于在蒋介石怂恿下，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种种摩擦事件，周恩来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着既有原则又讲策略的斗争。在国民党五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在转送中共中央来电时，曾于 1939 年 1 月 25 日在重庆致函蒋介石陈述各地反共活动的情况，并驳斥国民党制造摩擦的种种借口，指出： “中共既成为党，当然需要发展”，但国难当头，“中共绝无排挤或推翻国民党之意图”。

周恩来是很讲究斗争策略的，在信中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留下了余地，说：各种摩擦加剧，“全因国民党中央对中共所取之态度迄未一致，迄未明示全党，致下级党部只能根据自身所见，各行其是”，“中共愈顾大局，少数不明大义之人竟愈加一意孤行。”他希望国民党中央“对国共两党关系与合作前途，有一基本认识”，”恢宏其量，于此基础上建立共信”，改善两党关系，“减少摩擦”，“合作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