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突然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扣留。杨虎城受张学良的委托，名义上可以指挥东北军，但十七路军的力量远较东北军为小，而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又没有人能帮

助他共同控制局势，这就使他感到十分为难。

两军的高级将领，在张、杨扣蒋、实行逼蒋抗日、在西北结成三位一体时，他们能团结在张、杨周围；但少数人对联共本有一定的保留，当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对两军进行分化收买、形势发生不利于西安方面的变化时，他们中不少人又有了不同程度的动摇。

这样，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西安实际上陷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针对西安内部这种状况，为了进一步实行分化，在张、杨两部间制造矛

盾，南京方面在谈判中故意提出甲、乙两种方案，让西安方面选择。甲案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乙案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安徽省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在这两个方案中，接受甲案则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仍靠拢在一起， “三位一体”不致解体；接受乙案，东北军可移驻较富庶的地区，但东北军东开后“三位一体”自然瓦解。蒋介石给杨虎城写信，劝他接受甲案；而何应钦又给王以哲、何柱国写信，劝他们接受乙案。这样，西安内部的矛盾就更明显：十七路军主张接受甲案；东北军高级将领虽然公开表示接受甲案，但暗中却想接受乙案；东北军少壮派则主张先救张学良回来，其他一概不论。

周恩来在西安是张、杨请来的客人，不便干涉友军的内部事变，更不能发号施令，只能处在建议和赞助的地位。1 月 15 日，杨虎城向周恩来表示：如果真的打起来，他对胜利没有把握。

周恩来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分析当前的具体局势，向杨虎城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为了求得和平解决，须先由杨虎城、于学忠（张学良部高级将领，受命统率东北军）通电就职。第二，由他们派人去奉化见蒋，对乙案坚决拒绝，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退出甘肃，在西安得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一部，东北军并可伸至咸阳。第三，主要的是军事上三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来解决问题。

杨虎城依周计而行。

1 月 20 日，派去见蒋的代表李志刚回到西安，杨虎城召集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开会，会上没有谈出结果。第二天，请周恩来参加。这次会议决定：派李志刚携杨函再飞奉化，接受蒋的甲案，并对中央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驻防地区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张学良如一时不能回陕请给以名义。红军同意退回陕北。30 日，西安方面和南京方面在潼关大体商谈就绪，采用甲案。

这在当时，仍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只要三方联合一致，实现这个方案，对西北局势尔后的发展是有利的。

然而，局势却在悄悄地起着变化。东北军中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少壮派军人为救出张学良，决心与中央军开战。杨虎城从今后十七路军及自己的前

途命运出发，也赞成打。

1937 年 1 月 28 日天还没有亮，过去与杨虎城有过交往的南汉宸赶来向

周恩来报告：凌晨 3 时，杨虎城把他从床上叫醒，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也希望你

要替我打算打算。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杨虎城最后说： “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周恩来听后，立刻对南汉宸说：

“请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30 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坐汽车赶到红军司令部所在的三原开会。洛甫、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现在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已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可能导致敌对的情势。本来是不应该打仗的，但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打。

当晚，周恩来即赶回西安，将这个决定告诉杨虎城和少壮派。并且对他们说：

“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

很快，毛泽东、朱德等从延安来电，也同意这个方针。

少壮派的活动这时更为激烈。在他们的提议下，1 月 29 日东北军在渭南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四十余人举行军事会议。王以哲因病没有出席。何柱国发言坚持主和，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反对。会议当即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回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一战。决议由到会的四十多个军官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不同意渭南会议的决议，但又无法说服少壮派。为了稳定局势，第二天，他们派飞机到兰州把于学忠接来，因为他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代他统率东北军的。31 日晚上，在王以哲家中开最高级会议，参加的有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人，少壮派在室外旁听。会议一开始就出现长时间的沉默。杨虎城请周恩来先讲。周恩来说：

“我们今天是以你们的意见为意见，还是请你们先讲。” 杨虎城又请于学忠讲。于学忠这才表示： “我的意见是应该和平解决，不应该打仗。”

接着，于学忠分析军事形势，认为现在已成内外夹攻，腹背受敌之势，要打也是不利的。王以哲和何柱国本来都是主和的，马上表示同意。杨虎城见东北军高级将领的意见已经一致，就说：

“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方面既是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和平解决吧！”

杨虎城最后又问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说：

“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两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原来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

最后，周恩来着重地说： “不过，请你们要注意内部的团结和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还会发

生问题。”

事情的结果不幸为周恩来所言中，果然出现了严重的情况。这次会议的结果，与少壮派所期望的正好相反：不是由杨虎城下动员令出击，而是立即派和谈代表李志刚到潼关去继续谈判，准备签字。少壮派仍不甘心，认为这只是王以哲、何柱国破坏的结果；于是，不顾大局，决心除掉王、何。2 月 1

日晚，街上已贴出“除好”的标语，西安城内的情势急剧地紧张起来。2 月 2 日上午，少壮派突然下手，由卫士营一批军人闯入王以哲住宅，开枪将王打死。何柱国由于躲在杨虎城公馆里，才没有被害。

少壮派原以为只要除掉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同中央军打仗，救回张学良。结果却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消息传到前线，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掉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到达临潼。他们提出：孙铭久等必须离开西安。3 日，杨虎城同周恩来商量后，派人找孙铭久等人，问他们何以自处。

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等这时也慌了，三人经过彻夜商量，在第二天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周恩来在这样复杂而困难的局势下，经过权衡，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玉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牺牲他们，毅然地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

这些人一走，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了目标，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后来，杨虎城被蒋介石逮捕。关进监狱。周恩来曾多次呼吁释放张、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