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心理战：蒋介石故意叫板，周恩来拂袖而去

月 13 日或 14 日，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前往庐山。

在那里，蒋介石、汪精卫正邀请各方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听取他们对国是的意见。但是，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这个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作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 3 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

为了争取这次会谈能取得进展，7 月 14 日，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表示。

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

周恩来及博、林到庐山后，随即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

合作宣言》送给蒋介石。但蒋介石的态度却十分冷淡。周恩来后来说： “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

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 激烈地争执发生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蒋介石在拨打着自

己的如意算盘，他把指挥权看得特别重，比以前对中共的允诺更向后倒退了。在第一次庐山谈判时，他曾表示：3 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采行指挥权；并曾说过：“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次谈判时，一贯说话不算数的蒋介石又改口了。他于 7 月 14 日通过张冲告诉周恩来，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他的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

明摆着，蒋介石想把红军的指挥权统统归他。

对于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周恩来十分气愤，他强压着怒火，在第二天写信给蒋介石，指出：

此与来（注：周恩来自称）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不难看出，这是一封柔中带刚的信件，尤其最后句，表达了周恩来刚的

一面。

日，洛甫、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提出：

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

日，周恩来将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写成 12 条，其中包括洛、毛的上

述意见，通过宋美龄交给蒋介石。

但蒋介石仍然十分强硬，在指挥权上寸步不让，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3 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3 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传达人事、指挥令，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

周恩来具有十分坚强的原则性，对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条，决不能放弃。没有了这一条，共产党、红军可说即没有了一切。他当即严正表示：

“蒋先生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

由于谈判已陷入僵局，洛甫、毛泽东在 7 月 20 日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

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有了洛、毛上述电示，周恩来等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 21 日，他

们电告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在庐山，我们力争无效，遂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宣言》即可发表。并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 3 个方面军、6 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 1．5万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

蒋介石的立场慢慢地有所软化， 27 日，蒋鼎文向周恩来转告蒋介石的话：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

28 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集中在三原迅速改编，编为 3 个师，4．5 万人，上设总指挥部。在人事安排上，不报蒋介石批准，自行决定，由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这时，朱德、彭德怀等都在云阳。30 日，周恩来和洛甫、博古赶往云阳，安排一、四方面军和七十四师改编事宜。

蒋介石就是这个德性，吃硬不吃软。周恩来等人离开庐山拂袖而去，他又有点发急担心了。8 月 1 日，在云阳的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转来的张冲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第二天，周恩来复电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则同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去。而对于毛泽东这一共产党人强有力的掌舵人，则不能出面。

4 日，张冲回电称：开国防会议。5 日，周恩来、朱德到西安。10 日，偕同在西安的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地方实力派也都主张联共抗日。如主张抗日的冯玉祥和白崇禧、刘湘、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将领，在会议期间也纷纷同周、朱、叶会晤。共产党在南京实际上取得了公开合法活动的地位。

对红军参战后的行动方针问题，来南京之前的 8 月 4 日，周恩来和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等在云阳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动抗战的意见》，认为：抗日战争是要南京发动全国抗战，我们争取参加和领导。为实现这一方针，我们应参战不迟疑，但要独立自主担任作战任务，发挥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关于红军出兵问题，以主力出动为妥，但为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出去后要节约兵力，谨慎使用，不打硬仗，多进行侧面的运动战和游击战。

次日，收到洛甫、毛泽东复电：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要按情况使用兵力，在此原则下，同意开拔主力。

有了上述意见，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有底了。

各方面的条件都近成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实现似乎已是指日可待了。但周恩来与蒋介石及其代表的谈判进展仍不顺利。8 月 12 日，蒋介石派康泽见周恩来，对周恩来 7 月间交给他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

“你们的宣言，蒋先生认真看过了。提出了如下修改意见：不同意提民主，要求一律改为民用；要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而共赴国难。”

周恩来当即表示： “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

但是，形势逼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已严重威胁蒋介石的统治，使他不得不转变态度。就在第二天，即 8 月 13 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发动了对

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了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已经清楚地看到，中月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此时，他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在华北牵制日军，与在淞沪抗战的国民党军作战略上的配合。于是，国共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状况随之急转直下地得到改变。18 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在 22 日正式发表）。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终于获得

解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也在 9 月 22 日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