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营救汉卿不要急切从事，我们已与台湾的人打了招呼”

1946 年初，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有一天在会议上，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发言说：

“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

这番义正词严的谈话，使在座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们一个个满脸羞惭，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得知上述情形后，十分感动地说： “如家兄知道此事，必为他得到这样一位知己的良师益友，而感到由衷

的愉快和安慰！”

1946 年 4 月 28 日，周恩来离开重庆去南京前夕，在出席重庆文化界举行的话别茶会上，有人提起被囚禁的张学良将军：

“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 10 年鱼的人，他这 10 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

大家听了这番苍凉的话语都十分难过，周恩来的眼内更是闪烁着悲怆的泪花。

同年 12 月 12 日，在延安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群众大会上，周恩来又严正地指出：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从此就获得人民的谅解与拥护，不是偶然的。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囚了 10 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将军。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

1956 年 11 月 16 日，周恩来在政协礼堂召开“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纪念会。周恩来在会上首先说明，为了争取台湾和平解放，这次纪念会只是小规模地座谈。接着，周恩来对张学良进行了高度的评价：

当年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北上抗日。接触了东北军、西北军后，发现他们的士气也是要抗日，再加上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全国舆论抗日。这种民气人心影响了张汉卿，造成了当时的局势。这两支部队受广大人民和共产党的影响要求抗日，西安学生请愿，以后发生“七君子事件”，最后逼出了“西安事变”。因此，“西安事变”反映了人民抗日的意志。当时有两种可能，一是放蒋，一是杀蒋，我们是不主张杀蒋的。至今张、杨二人，一位牺牲了，一位囚在台湾。他们是千古功臣。张汉卿 20 年来始终如一，“西安事变”时的心情至今未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怀念他，尊敬他。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是很得人心的，不能不影响蒋介石及其内部，我们应该多做些工作。营救汉卿不要急切从事，我们已与台湾的人打了招呼，如果他们一定要置汉卿于死地，大家将来也不好见面。有人要以死救汉卿，结果自己陷进去了；也有人想用美国的力量救汉卿，这种办法是无效的。只

有一个办法，就是造成不能杀汉卿的形势。要做争取台湾、香港的工作。有关“西安事变”的历史情况，希望大家来写，交统战部或政协汇集。

周恩来在会上交待：凡涉及张学良的宣传、报道及记述首先要顾及他本人的安全；凡东北军的和张学良旧部有困难的均要照顾。

建国初期，有关部门对东北军上层人士均有所安排，以后范围更加扩

大。

1959 年 5 月 25 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便宴，迎接参加保卫世界

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从国外胜利返回。宴会上，周恩来谈笑风声，整个大厅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谈笑中，有人提到《参考消息》上登载张学良被处死的消息。虽然后来查明这个消息并不确实，但当时却引起了周恩来的强烈不安。他那谈笑风声的愉快神色顿时消失了，疑虑和痛苦的神情涌上了眉梢，两条又粗又黑的眉毛紧紧地拧在了一起。沉默了好长一会儿，他才沉重地说：

“我们不应当让张群跑掉（指 1949 年 12 月卢汉在昆明起义时，已被扣留的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被放走一事），不然，可以拿他作为人质来交换张学良将军。”

“西安事变”25 周年时，周恩来、邓颖超又邀请张学思、张学铭夫妇等二十多人在北京饭店共同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周恩来在致词中又一次肯定“双十二事变的本身意义，是在于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转变关键。从此建立了两党合作的必要前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当时，以张学良名义发表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已经披露，这是经台湾情报部门篡改后发表的，标题是诬蔑性的。席间，大家谈起张学良在台湾的近况时也猜度此文，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感情激动，向周围敬酒时泣不成声。周恩来也潸然泪下，沉默了一会儿，才深情地说：

“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张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二十多年来，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

高崇民在悲怆中即席赋诗，后两句是：座中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东南。周恩来听后纠正说：

“‘憔悴’二字太消极，不符合张将军的性格，应说一人奋斗在东南。” 周恩来看了“忏悔录”后说： “其中有许多是张学良说的，他说的是真话，如说发动“西安事变”未

曾和共产党商量，这是事实，很重要。蒋介石幻想张学良在这个问题上诬蔑共产党，但张学良始终坚持事实，宁折不挠。

为了永久纪念“西安事变”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永远铭记张、杨两将军的功绩，在这次纪念会上，周恩来提出要编写“西安事变”信史。他说：

“发动‘西安事变’是秘密进行的，许多事档案不会有记载。目前参与事变的人绝大多数在大陆，可以让他们写亲历、亲见、亲闻的回忆录。”

根据周恩来上述指示精神，后来全国政协编辑出版了多册有一关的回忆录，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弥补了档案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