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恩来传出消息：请李宗仁先生回来看看

1965 年，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排除种种阻力，从美国回归祖国，是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而这件事，正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完成的。这要首先从周恩来安排李宗仁的老部下、同乡程思远从香港秘赴北京说起。

1956 年 1 月 31 日午后，一位过去曾是程思远的部下现在左派报馆工作的广西同乡陪着一位总编来看程思远，手上还带来一份刊着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报纸，客人希望他对这一篇重要文献提出意见。

由于多年离开政治生活，嗅觉不灵，程思远草草地看了一遍这篇报告，提不出什么意见。客人们闲谈了一会儿，便带着失望的心情告别了。

两个多月后，4 月 23 日，前面提到的那两位客人再次登门，坐定以后，寒暄几句，那位总编就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接到北京的电话：任潮（李济深的字）先生希望你到北京去谈谈，如果程先生同意，来去保证秘密，也不办任何手续

这个问题提得太突然，程思远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想了一下说： “请允许我考虑一天如何？”

次日，双方依约在九龙太子道一间咖啡馆会面。程思远答应到北京，相约不带行李，由那位总编派一个人陪他于当晚乘船往澳门，从那里去广州，拱北关将有专车迎候。

行程一切顺利，4 月 29 日，程思远从广州乘火车至北京。是日，黄绍竑在全国政协开会。散会时，周恩来总理告诉他说：

“程思远今天到北京。”

程恩远来京后，首先被安排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其后连续几天受到老朋友李济深、蔡廷锴、黄绍竑的宴请。5 月 6 日晚，又在张治中先生家里吃饭，他是程思远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当处长时的中央团部书记长，彼此共事多年。此外，他又是李宗仁代总统时的和谈代表团团长，所以对程思远特别照顾。临行时，他说：

“明天下午 3 时，政协礼堂三楼有一个酒会。通常周总理是不参加的，

但是明天他要去那里同你会面。”

程思远心里一阵激动，总理亲自与自己会面这是何等的荣幸啊。5 月 7 日下午 3 时，刘仲容陪程思远到政协礼堂，对程说：

“周总理曾问过我：‘程思远怎样？你三言两语答复我。’我说：‘当年在白崇禧那里，我们有明确分工，他做右派工作，我做左派工作，但他并不妨碍我。’”

在酒会上，张治中要程思远同他在一起。不多时，周恩来健步走来，全场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周恩来一面扬起右手打招呼，一面径直地走到程思远面前。张治中正准备介绍，周恩来已同程思远握手，说：

“程先生，欢迎你回来，我们 1938 年在武汉见过面。”

程思远十分钦佩周恩来的记忆力，是的，他与周恩来在武汉见过面。那是 1938 年初，程思远在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办公室当秘书。一天，白崇禧要他去请周恩来对驻在蛇山玉冰堂的广西学生军讲话。这是他与周恩来仅有的一次谋面。而今事隔 18 年，周恩来还清楚地记得。

周恩来和蔼地问道： “到不到东北去看看？那里已办了钢铁工业、汽车工业和化学工业。” “下次再去吧，这一回我不准备待得太久。”程思远想到此次没有带来

替换衣服，所以这样说。 “如果你多看一些东西，到海外后就有更多的讲话资料。”周恩来以和

善地目光注视着程思远，但立刻又改口说：“至少你要看看北京吧！”

这时，周恩来对站在周围的刘斐，余心清、屈武、刘仲容、刘仲华等人

说：

“你们各位同思远先生都是老朋友，要陪思远浏览一下北京景色，并稍

尽地主之谊。”

说到这里，同程思远握手告别说： “我们改天还要谈谈。”

5 月 13 日晨，程思远接到通知，说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请他吃饭。上

午 11 时，程思远依照预先的安排，由中南海西北门进入，到右面一间平房拜望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他在抗战时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而程思远当时是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主任兼三民主义广西团支部书记。在程思远主持的工作部门中，没有引起任何国共之间的摩擦，所以他很知道程的为人。程思远深信，自己此次来京，他是起了影响作用的。

中午，沐浴着北京的暖阳，程思远在李克农陪同下走进紫光阁，周恩来首先迎上前来同程握手。在那里，一些过去的国民党军政大员都赫然在座，其中有：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还有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可谓群贤毕集，极一时之盛。

周恩来首先讲话。他说： “这一次程思远先生到北京，是建国以来我们同国民党人第三次会晤。

第一次由叶帅（剑英）在广州与张公权接谈，我们保留他在中国银行的董事职位，希望他回到祖国来，结果他到澳洲后，一去不返了。第二次是我接见龙绳武，希望他到海外做些有益于祖国统一的工作，后来他去香港，却溜到台湾去了。这次程先生到北京，我们很想借此机会深入地谈谈。现在首先吃饭再说。”

说着，周恩来首先举杯祝酒，欢迎程思远回大陆观光。杯光酒影，壶盏交错，各位陪客也纷纷向程敬酒，程思远如沐春风，心情十分舒畅。

在宴会上，周恩来高度评价了李宗仁先生 1955 年 8 月提出的对台建议，但有一点，他不赞成李宗仁先生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说：

“台湾重新归还祖国以后，还需要国民党的军队保卫嘛。” 他对白崇禧批评说：

“白健生颇自负，其实政治上急功近利，没有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的信，因此被骗到台湾去了。”

饭后，周恩来开始有系统地向程思远介绍国内外形势、对台政策方针以及对海外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期待。他已经当了七年的国务院（最早是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对当前国际关系了若指掌，所以侃侃而谈，头头是道。特别是他态度诚恳，平易近人。给程思远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觉得周恩来是一个非常干练的、杰出的政治家。

谈到中苏关系时，周恩来说：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第一，我们是自己打出来的；第二，我们国家主权是独立的，领土是完整的。不仅如此，在 1937 年 8 月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定的《中苏友好条约》中，曾对大连、旅顺以及中东、南满铁路给苏联予以一定的特权，这一切，我们以后都纠正过来了，这是人所共知的。”

谈到中美关系时，周恩来说： “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可以经由中美两国讨论解决；至于

台湾回到祖国的问题，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处理，决不容外国干涉。” 谈到国共关系时，周恩来说： “我们是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

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那就是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也曾努力争取实现国内的和平。尽管这些年来，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我们和台湾的国民党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仍然可以重新携起手来，团结对外。”

接着，周恩来说： “对一切爱国的人们，我们都本着‘爱国一家’的方针，欢迎他们为祖

国统一贡献力量，而且随时准备欢迎他们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身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可以回到大陆探亲访友，参观旅行，或者派人来大陆考察，只要在事先说明，我们保证他们来去自由，并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

最后，周恩来要程思远邀请李宗仁、黄旭初、夏威、张任民等各位先生回来看看。

程思远理解，周恩来上面的话，是对海外国民党人的一次广泛号召，意义重大而深远。

次日，黄绍竑约程思远到新侨饭店饮茶。黄见面后即说： “你此来得到周总理这样的重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程思远个人亦深有同感。

后来，情况反映到远在美国的李宗仁那里，却引起他的严厉批评。他在复程思远的信中说：

“此行关系重大，事前竟不相谋，如此轻率从事，实属令人不解。”

1956 年，是新中国自解放以后最好的年头之一，到处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一派政通人和的大好景象。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如狂风骤雨的政治风暴以后，开始向海外招手，中共对民主党派也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中共“八大”中已确认阶级斗争是非主要矛盾，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前途光明和充满希望的一年。可是曾几何时，风云突变， 1957 年“反右”运动搞得过火，把一些本来是正确的议论（如龙云先生批评苏联）作为右派言论，把一些党外知名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且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片面化、绝对化。从此“左”的指导思想开始抬头，党外人士不敢讲话了。程思远对劝请李宗仁回国一事只好暂时不提。

1958 年末，程思远的女儿林黛凭《金莲花》、《貂婵》两片得到最佳女主角奖以后，去纽约哥伦比亚读书，课余之暇，经常到李宗仁先生家里做客。那时李宗仁已搬到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从曼哈顿开车约 40 分钟便到，李那时只与夫人郭德洁住在一起，他看到林黛到来，一种念旧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与程思远又恢复通信，商讨天下大势。

李宗仁在一封信中提起，他藏有许多书画，不忍其将流落异邦，拟献给祖国以寄故园之思。与此同时，他又托一个广西同乡、《大公报》社长彝费民带信给李济深先生，明示他有叶落归根之想。

1959 年秋，程思远从海外回到北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还来不及

去看李济深，李却于 10 月 6 日因患脑瘤去世了。程思远到东北参观后，于

10 月 24 日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时仅张治中、邵力子在座。周恩来说： “李宗仁先生回国定居的时机尚未成熟，建议他先走访欧洲。同时，也

请思远先生向李宗仁先生谈谈回国后的见闻。至于他给国家献文物，是爱国主义的体现，政府可以接受。”

次日，周恩来又邀程思远陪他一起乘坐专列火车去参观密云水库，同行的有廖承志、罗青长和日本客人松时廉三等。这一天完全不谈政治，显得非常轻松。

1960 年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回到香港，程思远告诉她：

“德公（李宗仁的字德邻）送给国家的一些历代名画，经有关部门鉴定，有的是赝品，但政府体念德公爱国的热诚，要派我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并送给他一笔旅费，以壮行色。”

郭德洁听后，心中不免一阵激动。

当交给郭这笔钱时，因数目很大，带在路上十分危险，于是由程妻开车送程和郭德洁到中国银行前门，程下车后，她俩就到后门去等候。程领了钱在后门上车，交给郭德洁，然后送她回去。程恩远与郭德洁总是采取这种方式会晤，而从来不到酒楼饭店，以免被人跟踪。

郭德洁居留香港一个月，将要返美时，与程思远约定，以一种比较安全的方法通信。即使程同李宗仁来往的电信被检查，也不至于泄密。后来这一点一直做得很好。

1960 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年轻的肯尼迪以微弱的多数战胜了尼克逊，成为白宫的主人。一度与民主党有历史关系的李宗仁，认为这是美国当局改变对华政策的适当时机。

刚巧在这个时候，于纽约大学执教的张歆海教授经龙绳文介绍，来给李宗仁划筹献策。张歆海从清华大学到哈佛大学，是留美学生中英文造诣最好

的三人之一。肯尼迪是哈佛出身，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邦迪做过哈佛大学文学院院长，与张歆海是前后期同学。由于有这些历史条件，再加上人们对麦卡锡迫害进步人士抱有强烈反感，所以李宗仁对肯尼迪政府抱有希望。

在 1961 年 1 月 20 日肯尼迪就职以后，李宗仁在张歆海的帮助下，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首先对他就任美国总统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希望在他的就职伊始对中美关系有所改弦更张。李宗仁在函中表示：自 1949 年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它既不切实际，又不合于美国利益，如不承认北京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则美国的亚洲政策，势将窒碍难行。

肯尼迪在复李宗仁的信中首先表示感谢，唯谓对华政策关系重大容当缜密考虑。李宗仁将来去信函寄给程思远，要程思远派人送交周恩来。程即照办转交。

1961 年 6 月，周恩来要程思远到北京一行，程思远衔命由港北上进京，很快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他对程说：

“李德邻先生对肯尼迪所抱的期望太高了，目前展示在肯尼迪面前的问题太多了，权衡轻重，对华政策的修订还不会摆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

接着，周恩来要程思远寄语李宗仁，不要对美国过早地抱有幻想。周恩来重申：

“希望思远兄到欧洲去同李宗仁谈谈。”

1963 年 7 月 14 日，李宗仁在米兰出版的《欧洲人报》上发表了一篇谈话，全篇内容贯穿了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报社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向李宗仁问道： “西藏和邻近地区（意指印度）不久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宗仁回答（由张歆海任翻译）：

“西藏一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所谓‘特殊的’国家。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去年冬天中印边境发生的事情。中国地图向来是把边界划得比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中国从来不承认这个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更靠南边一点。直到 1951 年为止，所有世界地图都把该地区划为中国领土。甚至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的地图也表明那里是属于中国的。如果该地区是中国的，则中国自可在那里行使主权，而不是侵略。”

“现在让我们来谈蒋介石吧。” “我不能谈论蒋，说他的坏话是绝对不礼貌的。” “那么就说点好话吧。” “关于蒋，我只能引用史迪威将军常说的一句话——他有许多缺点，就

我个人来说，我很同情他，因为我们都是失败者。” “许多年来，蒋一直在领导台湾政府，但他常识还没有一个村长多。他

不懂历史，不会总结经验教训，每年他总是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光复大陆’，这完全是绝不可能的一桩事。”

“蒋对我没有像我对他那样的友谊。自 1949 年以来，我一直没有打扰他，我一直没有开口，而蒋则想些可怕的事情。蒋说我是一个共产党，我回答说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他怎能抹煞事实呢？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

这篇谈话，无论李宗仁的初衷如何，但为其回归祖国奠定了很好的政治基础，以至在回归后不仅能受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欢迎，也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