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但交了一个朋友”

为了保卫“西安事变”的成果，为了营救张学良，周恩来和杨虎城以及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紧急磋商，连设七道防线，令红军南下驰援，做好防御。1 月 10 日，周恩来致函张学良，表明红军将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共进退，并盼他回西安主持大计。全文如下：

汉卿先生：

自兄伴送蒋先生入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蒋先生实践诺言，由兄归来主持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足使大家认识蒋先生信义和宽宏。乃事未及周，蒋先生休假

归里，中央大军竟重复压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惶惑愤懑不可终日。尤以整理西北部令，直视西北如无物。杨先生虽力持慎重，查一般将士之义愤填胸，兼之以中央军着着进逼，战机危迫已在眼前。弟居此仍本蒋先生及兄在此时所谈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一贯方针，尽力调处。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时机危迫，兄虽处不自由之地，然一系西北安危，请即商量蒋先生乃依前今尽撤入陕甘之兵，立保兄回西北主持大计，则和平可坚，内战可弭，一切人事组织都好商量。弟纵处客位，亦当尽力之所及，为赞助蒋先生完成抗日统一大计，而首先赞助兄及杨先生完成西北和平伟业也。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蒋先生及兄均知之，必能辨其诬。弟敢保证，凡弟为蒋先生及有关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实践。只有蒋先生依预定方针逐步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大业可立就也。非者，任令大兵进逼，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至痛者，徒供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所称快。吾望蒋先生及兄有以制止挽救之也。临颖神驰，伫候明教，并希为国珍摄万岁！

周恩来

10 号

11 日，周恩来又致函蒋介石，要他实践在西安的承诺，撤兵释张。并表示：“我敢保证，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内战。”他同时也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即去南京谈判的邀请，说：

“来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周恩来的信，表示了对张学良的深切关怀，同时也使蒋介石假与红军谈判之名分化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伎俩无从施展。

西安形势稳定，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就又提出新的条件，要求和西安方面谈判。张学良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欣慰地说：没有想到西安能坚持这么久，只要西安能坚持，我就有回去的可能。

张学良是东北军唯一的领导者，东北军以他为核心团结巩固。他被蒋介石扣留后，东北军内部派系矛盾便日趋激化起来。 1937 年 2

月 2 日，东北军少壮派枪杀了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王以哲，东北军面临着自相残杀的危险，西安又面临着内战的危险。为了坚持和维护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反对内战，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张学

良惨淡经营的东北军，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在王以哲被枪杀后权一个小时，就第一个赶到王宅，只见王以哲躺在血泊中，家里乱作一团，他立即与刘鼎等人料理后事，设灵堂，以祭奠死者，安慰生者。周恩来还派共产党员刘澜波到渭南前线向要为王以哲报仇并进兵西安的刘多荃师长说明真相，陈述利害，要他偃旗息鼓。同时，周恩来冒着掩护凶手的嫌疑，派刘鼎将少壮派首领孙铭九等三人送到红军驻地三原，而后转赴天津。这样既使少壮派失去了首领，不致再肇生事端，也使对方失去了报复的对象。因而防止了事态的扩大，坚持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对于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张学良铭记在心中。“二二事件”半个月后，

张学良在溪口对前去晋见他的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说： “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但交了一个朋友，望袍泽今后维持这一友谊。” 在张学良被囚禁的几十年中，无论风云怎样变幻，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

价都是一致的。他肯定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

战的一个历史转变关键”。周恩来认为张学良是民族英雄，是“千古功臣”，对张学良的安危始终极为关怀，一有机会，便向社会呼吁，向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