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见刀枪的交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个新的使命立刻又摆到周恩来的面前：同国民党开始正式谈判。

这是一个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全局性任务。此时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掌握很大力量，是国际问合法的全国政权。要实现全民族的抗战，不能不同它进行谈判并取得一定的协议，为此就不能不作出一定的妥协和让

步。中日民族矛盾的急剧激化，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加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达成这种协议有了可能。

周恩来在这场谈判中充分展现出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杰出才能。从 1937

年 2 月开始，他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四地，同国民党进行了五次

谈判，历时达 7 个月之久。谈判的对手，最初是顾祝同，后来是蒋介石本人。尽管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波折，最后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终于扫除重重障碍，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开始了全民族抗日的新时期。

经一个多月的西安谈判，周恩来与顾祝同、张冲等达成了一定的协议后，于 1937 年 3 月下旬飞抵杭州，同蒋介石直接会谈。会谈前一天，周恩来

在上海通过宋美龄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 15 条意见先交给蒋介石。一见蒋介石，周恩来先发制人，首先开宗明义他说明：

“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主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的。”

蒋介石马上感受到了周恩来的厉害，周这一立场也是国民党整天挂在嘴上的。还没等蒋介石回过神来，周恩来又说：

“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谋求同蒋先生和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改编’的诬蔑。”

言外之意，中共及其军队一定要坚持其独立性。为了表示中共合作抗日的诚意，周恩来明确表示：

“中共反对各省的倒蒋分裂运动，但蒋先生与南京方面应该给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以彻底实现和平统一。”

当周恩来说到中共反对各省的倒蒋运动时，蒋介石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嘴角也漾起了一丝笑意。

在谈话中，周恩来重申中国共产党的几点合理的具体要求：

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3 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四、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在谈话开始时首先表示： “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

好；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我们各自要检查过去的错误。”

接着他强调这次谈话的主题： “中国共产党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同我个人合作即可。希望中共

这次改变政策后，与我永久合作；即使我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此，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对于具体问题，他表示： “这些是小节，容易解决。中共在几个月后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

议；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我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决不来破坏红军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我也决不再与红军打。”

当蒋介石说到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办法时，周恩来说： “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

蒋介石表示赞同，立刻说： “那就请你赶快回延安去，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 周恩来忙问：

“蒋先生有什么具体办法？” 蒋介石回答说：

“我还没有，中共可以先商量。”

乍看起来，蒋介石这次的表示确实很爽快，表现得颇有领袖风度，但周恩来对蒋介石有着多年的了解，一下就看透了他的真实意图所在。在《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周恩来这样写道：

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

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否则必从各方面给我们困难，企图逼我就范。

从杭州回到上海，周恩来又会见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并同

李一起去看望东北抗日将领李杜，还会见了上海地下党的一些干部。以后，李延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联络各东北救亡团体在北平成立东北救亡总会，开展救亡运动和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月 30 日，周恩来携带同蒋介石联系所用的密码飞抵西安。于 4 月初返回延安。中共中央立刻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在杭州同蒋介石谈判的报告，对这次谈判表示满意。会议根据两党谈判以来的情况，讨论了国内形势与党的任务，认为：“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国策基本转变的开始。” 在这以后，“停止内战的旧阶段已经过去，而转入以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民族矛盾超过国内阶级矛盾，党今后坚持民族的统一战线方针，不为时局变动而动摇。党在新的环境中应善于利用新的斗争形式。” 会议强调，“我党必须在各种斗争中努力争取领导权。”

关于合作和纲领问题，会议决定由周周来拟定一个方案，在下次会谈时向蒋介石提出。第二天，周恩来即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写道：

我们商定办法如下：（一）我方起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以抗日十大纲领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为共同基础），征求蒋的同意，并提议在这个纲领基础上，结合新的民族联盟（或党），包含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共同推举蒋为领袖。（二）我们提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的草案，征蒋同意，如蒋同意上述统一纲领及这一修改，我们可以答应赞同蒋为总统。（三）我们准备提出修改宪法的草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主运动以影响蒋。（四）对其他具体问题，我们坚持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及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的原则之下进行一切谈判，故对行政区的问题拟接受，红军改编以四万五千人为定数，地方部队另编一万人，如此，除老弱妇女外，便无多余精壮青年。

（五）如基本上及具体上均能满意解决，则我们拟以党的名义发表合作宣言，以争取公开活动，否则拟采取拖延办法，待事态发展，以便促蒋让步。

在这个报告中，周恩来正确说明了抗日和民主运动的关系。这是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中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他写道：中国共产党现时的活动中心是： “进行对日抗战的准备工作及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运动。”着重指出：“特别是民主运动，在目前内战停止、抗战准备期中更有其严重意义。也只有在民主运动中，才能发展南京抗日派的政治团结，才能提高反蒋各省的政治觉醒，才能扩大全国的抗日统一运动，才能争取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同时也才能改变一些蒋介石的独裁观念与各省军阀的割据思想，以便于抗战的发动

和胜利。”

对周恩来的报告中提到的制订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等问题，中共中央都十分认真地对待，不仅提出了具体方案，对重要细节也都做了反复推敲。

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7 日、20 日就这些问题分别做了讨论。在讨论民族统一战线纲领时，周恩来说：

“整个统一战线的原则，第一，要有共同的纲领；第二，要有联合的组织，才能行动，可以设想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像大革命时代一样，这一形式也有许多困难，不容易实现，另一种是参加联合战线，比较好活动；第三，在承认我们纲领的条件下，可以承认蒋为领袖。关于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是组织的独立性，无论如何不能混合；第二是国际性，不能断绝同国际的关系；第三是阶级性，是代表无产阶级的，这些原则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得到承认。”

关于联合组织的名称，周恩来认为最好用民族统一联盟，同时提出了组织上的原则是可以加入，保存独立性，允许自由退盟。

显然，周恩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十分重视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

性。

至此，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的基本原则已经确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