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不负周恩来重托，释放中共人员回延安

抗战初期，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在新疆执行亲苏政策，中共为了支援盛世才，曾先后派了以陈潭秋、徐杰、林基路、马明方等为首的党员赴新疆，后又派了许多青年干部去新疆乌苏学航空，再加上由苏联疗养治病后留新工作的人员，共达一百多人。他们帮助盛世才制定六大政策，改革政治、经济、教育、财政等，成效卓著，得到盛世才的倚重。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希特勒全力进攻苏联，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危急万分。盛世才错误估计形势，认为苏联必败。于是，由亲苏转而反苏，在省内大搞白色恐怖，肆行镇压，在 1942、1943 两年先后把中共在新人员逮捕拘禁，进行疯狂的迫害，一些共产党员被杀，一百多位共产党人被逮捕

监禁。

1946 年初，张治中被国民党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办妥，正在候命出发。一天上午，门口突然来了一部小轿车，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机要秘书余湛邦远远就认出是周恩来和邓颖超，连忙迎接进客厅，然后请张治中和夫人洪希厚下楼。

坐下略作寒暄，周先开口： “听说文白兄将有远行，我们特来送行，祝贺您荣膺重任，一切顺利。” “谢谢，有劳您和邓大姐的驾了。”张笑着说。 “西北地处边陲，情况复杂，您的任务是艰苦的，一切准备得怎样？”

周恩来关切地问。 “是的，主要人事安排已定下了，大的方针也考虑到了，具体政策和措

施还得到新疆后定夺。”张回答时显出自信。 “我们来看望您和夫人，一是送行，二是有件重要的事相托。”周恩来

说，“我们有一大批党员在新疆被盛世才关押，处境危急，情况欠明，想拜托您到新后调查处理。”

“噢！我对此事无所闻，请道其详。”张说。

周恩来把事件原委详细地告诉了张治中夫妇，并说： “盛世才是个杀人魔王，他在新疆的暴行文白兄是知道的。这是个特大

的冤案，请你们到新疆后，首先查明主要负责人陈潭秋、徐杰、林基路等是否还在；其次，他们的待遇很悲惨，生活十分艰苦，请先予以救助，我这里还准备了一些钱。最后请你们用尽一切方法，把他们释放出来。”

张治中慨然答道：

“释放政治犯是《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规定了的，当然要执行。我到新疆后一定快办，请你们放心。至于带钱去改善生活，这用不着，这点小事我还办得了。”

周恩来考虑得很细，又叮嘱说： “考虑到由新疆到延安路途遥远，情况复杂，如释放后让这些人自己回

延安，恐怕不行，还得请你们在释放后派人和交通工具护送到延安才行。” 张治中爽快地答应：

“好，我们一定照办。”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务必请你们帮忙照顾。”邓颖超还特别

对张夫人补上一句。 “这些人里有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她是文白兄在上海大学的同学。你

们到新疆后可以和杨先联系。”周恩来最后说。 “是的，当然先找杨了解情况。”张治中答应着。

为什么张治中慨然答应呢？除了他和周恩来的私交好和一向联共、亲共的主张外。他当然也记得， 1944 年西安谈判时，林伯渠就已明确提出“释

放在狱的一切共产党员”的要求。 1945 年重庆谈判时，中共代表又一再提出释放政治犯，后来写进《双十协定》，而且蒋介石还作过答复：“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张治中是个平生重诺的人，他认为国民党信誓旦旦，是不应食言而肥

的。

张治中坐机飞抵迪化后不久，就派屈武到女牢去看杨之华。当时主管监

狱的新疆省警务处处长胡国振竟然拒绝会见，屈武只看到了杨之华的女儿独伊。屈回来告诉张治中，张盛怒之下，叫胡国振马上来见，当面训斥他：

“我是蒋委员长派来的，我派人去见杨之华，你竟敢阻拦，是什么意思？”

胡国振没想到新来的肯主席如此厉害，马上当面道歉，答应让屈武再往。屈、杨会面后，屈先把周恩来和张治中的谈话概要告诉她，然后详细问及狱中情况，杨一一答复。屈回来向张汇报，张治中马上派人带了钱到男女监牢慰问，说明张治中主任受周恩来委托，要设法送他们回延安去，知道他们生活很苦，已指示主管方面迅速改善，并带来一些钱，先改善一下生活。中共人员开始疑心是蒋介石的特务搞什么花样，表示不愿收。来人告诉他们，这是张冶中的钱，不是别人的钱，张治中和周恩来是多年的老朋友，请不要猜疑时，他们才相信了，而且觉得对释放有点希望了。

张治中在和三区代表和谈告一段落后，飞返重庆继续参加国共和谈。1946 年 3 月，张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于

同月 29 日离渝飞新疆，途遇大风，至 4 月 4 日才到达迪化。杨之华等知道后，

7 日来信给张治中，询问释放回延安事怎样，要求先恢复自由和改善生活。张在信上批示：（1）立即改善饮食；（2）准许在狱中自由行动；（3）每月供给报纸并代购书刊；（4）准许有配偶者会见。当时国民党省主席吴忠信、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已准备移交，这个批示新疆警务当局是不敢不照办的。中共人员的各项待遇确实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张治中不负周恩来所托，在稍事休息后就挤出一部分时间亲自处理这件事情。

然而，事情的处理过程则是极其复杂的，充分表现了张治中一诺千金的性格和对中共党人的同情。事情是在极端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首先，向警务处索要档案。当时警务处长胡国振、主任秘书胡步虬，前新疆省主席吴忠信任内没有处理这个案子。结果送到张治中手上的仅仅是一个花名册：新疆土产的桑皮造十行纸，上头只写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族别、逮捕地点等，非常简略，看不出什么问题。事后才知道，这些人的姓名许多是假的。档案是否被毁掉？这有两种可能：一种较大的可能是确实被盛世才毁掉

了。因为盛每搞一次阴谋冤杀案，都亲自掌握案卷，直接指挥处决。等到全案处理完毕就付之一炬，连痕迹也不留。另一种可能是军统特务把案卷扣下来了。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蒋介石的各系统特务，都直接向蒋负责，当地的国民党军政领导不能过问，这些特务都是有恃无恐的。

蒋介石是个杀人魔王，多年来如何对待共产党人，张治中不是不知道的。释放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虽然写进政协决议，并在报上公布，但众所周知，到具体执行时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所以张治中经过反复考虑后，就给蒋介石去电。电文是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起草，案卷也由余保存，连续来往电文三次。

张治中的第一次电文比较详细，大意是：盛世才在 1942 年 9 月和 1943

年 4 月曾借故先后逮捕了在新疆的一批中共人员。其中主要分子如陈潭秋、

毛泽民、林基路等已在 1943 年 9 月被杀害，剩下的都是一般的，而且男女老

少中老弱妇孺病残者居多。这是一批政治犯，毛主席到重庆时已向您提出要求释放，您也同意了；而且先后写入《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这都是报上公布、中外周知的，不能不执行。现在停战协定、整军方案、东北停战协定都已先后签订，其他有关问题亦在继续协商中，如能主动宣布释放，这对两党合作，对当前形势，都有利无害。同时，我到新疆来，奉行的是亲苏、和共、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政策，行前已向您详细陈述，得到同意，而新疆监狱中还拘留一大批政治犯，使我处于言行不符，自相矛盾的境地，我很难办，请准予释放送回延安。

数日后，蒋介石复电来了，未表同意，但索要中共人员名单。

张治中立即将名单用电报报去，电文中又再次强调：主要分子确已被盛世才处决，这都是一般的人员，此事由政府主动办理为好。我离渝时周恩来夫妇来我家提出了请求，如果拒不释放，中共方面很可能对外公开，指责政府破坏《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到时仍不得不被动释放，但在政治上必然蒙受损失，权衡轻重，望速裁决。同时还指出，我去年来新，同伊、塔、阿三区代表谈判，他们也多次提出释放省内政治犯的要求，我已同意，并且写入关于政治部分的协议中。事实上吴忠信来新后己释放了一批非共产党的政治犯，包括包尔汉、阿合买提江、安尼巴图鲁、赵剑锋等。我和三区代表正继续商谈军事问题部分，一旦全部达成协议，必将大批释放在狱中的非共产党政治犯，如果单独把中共政治犯继续拘押不放，那就首先很难取信于三区，您给我到新疆的任务亦将难以完成。

不难看出，张治中将理由叙述得非常充分。若干天过去了，蒋介石仍未复电。

张治中十分焦急，决定再去电催促，并告诉蒋，他和伊、塔、阿三区谈判已获进展，估计 5 月底前就可达成全部协议，请对此案早日裁决。

这样，经过张治中一而再，再而三的争取，至 5 月 10 日左右，蒋介石复电勉强同意。

至此，案件告一段落。张治中即让余湛邦将案卷移交给行营驻迪化办公厅第二组党必刚（留苏生，曾在国民党军委顾问处当翻译，后任新疆省保安副司令），由他们承办以后释放护送事务。在这期间，屈武受张治中委派，不止一次地到狱中看望中共人员，直到他们已能出狱行走。

当时，东北停战协定虽已签订，但国共两党关系并无好转，张治中深恐中途有变，为对得起中共朋友周恩来，对释放和护送回延安的筹备工作抓得很紧。

筹备工作的第一件事，是派余湛邦和党必刚同到监狱探望这批中共人

员。

筹备工作的第二件事，是挑选护送人员和拟订护送计划。张治中把这件

事交给倾向于民主进步的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陶又把任务交给该部交通处少将处长刘亚哲承办。他们提出以迪化县县长刘某负责护送。

张治中经过反复考虑，担心此人完成不了任务，需要一个级别较高较精干的人充任，于是特别指定由刘亚哲走一趟。陶峙岳告诉刘亚哲后，刘开始顾虑重重，有所犹豫，经陶一再劝说，刘才同意了。不久，刘亚哲的护送计划呈报上来，对所需车辆、药物、医生、警卫、事务人员以及动身日期、沿途路线都做了安排。张治中反复审阅，认为确无漏洞，才批示同意。临出发

前，张治中还特别召见刘亚哲谈话，详细交代任务，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不是一般的事务；是护送，不是押送；要

注意礼貌和态度。你护送到兰州，兰州将另有人接你。迪化至兰州路远，又极不平静，虽有一排武装护送，仍须十分警惕。沿途要和驻军取得联系，必要时请他们协助。每到一地，须给我来电话或电报，随时有困难随时请示。这些人久困囹圄，身体都很衰弱，又多是老弱病残和妇孺，沿途饮食、住宿、行程都要妥善安排，不要出事。这是个特殊任务，不能拘守常规，只要遵照我的指示办事，一切由我负责。”

这一番谈话，进一步打消了刘亚哲的顾虑，坚定了其完成护送任务的信

心。

接着，张治中分别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陕西战区司令长官诩宗南、陕

西省主席祝绍周去电。主要强调得到蒋介石同意释放一批中共人员，由行营派人护送回延安，请沿路放行并妥善接待。

与此同时，细心的张治中也把这件事的简要情况和动身日期电告周恩来，以使周恩来有所准备。动身前，张还派屈武代表他到狱中和中共人员见面送行，祝他们一路平安。

刘亚哲奉命护送一路顺利到达西安，却发生了麻烦。由静宁到平凉已是胡宗南的辖区。胡是以顽固反共出名的蒋介石心腹，车行到邠县时就收到胡宗南的急电，指令将中共人员送到咸阳招待所，不许直趋西安，听候处理。刘亚哲曾在胡属下工作，深知胡不怀好意，咸阳很可能成为中共人员的集中营，因此急电张治中报告请示。还没来得及等到复电，刚好杨之华来告诉刘亚哲，说有一同志突然病了，发高烧，很严重，要求急送西安抢救。刘灵机一动，心想这是个好借口，如连夜急行军，就有可能闯过咸阳，到西安再行设法。主意已定，马上发车，果然在深夜一点经咸阳时，检查站只有一名哨兵，刘亚哲佩少将军衔站在车头一呼而入，哨兵不敢拦阻，余车鱼贯凤驰而过，不久即到达西安。夜已太深了，无处住宿，刘以电话向胡宗南的副官处接洽，无结果，只好暂在附近的澡堂安顿。刘又想，明天让胡宗南知道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正焦急间，忽然想起西安有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于是急找被释放的高登榜和吉合商量，让他们马上去找办事处联系。结果很好，办事处负责人周子建立即前来，把全体中共人员接去。

第二天上午，刘亚哲才去见胡宗南。胡宗南勃然变色厉声喝问： “为什么不住咸阳招待所？”

刘亚哲巧妙对答： “深夜过咸阳，无人接待，又遇有人病重，所以不得不直到西安。” 这样，总算遮掩过去了。其时，经过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的努力，

西安的报纸也登出中共被释放回延人员到达西安的新闻。但是胡宗南不死心，借口要进行政治审查甄别，不发汽油，不许离开西安。刘心想不妙，接二连三地给张治中去电报，杨之华等也一再致电张治中。张一面急电胡宗南，指示这批人是蒋介石批准的，应即放行。同时急电蒋介石，请他即令胡宗南放行。至此，胡才无法阻拦。这批中共人员因此在西安耽搁了约十日。

车队继续前进，于 1946 年 7 月 8 日到达陕甘宁边区的鸡加村，中共中央、边区政府、西北局都派人来接。刘亚哲即向来人办理全部移交手续。

在张治中悉心关照下，这一行程遥远、历时月余的重大政治任务至此圆满结束。

回来的同志受到党中央首长和许多同志的热烈欢迎，护送人员也受到热情接待。请他们吃饭，还分别赠送了一些皮筒子、毛衣、呢子夹衣、毛线等。朱总司令亲笔写了给张治中的道谢信，附赠狐皮筒子一件。还另发电报道谢。几个月后，张治中回南京，董必武又亲到张家看望，备致谢意。

是年 6 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我中原军区发起进攻，挑起全面内战，这批中共人员幸好早日回到延安，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