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路梆子——晋剧

山西被誉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摇篮，在这片中华民族故土上，有着悠久的戏曲艺术传统，堪称我国戏曲黄金时代的元代杂剧最早兴盛于此，而后转入大都（北京）。从元代大德未年开始，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元杂剧的创作中心也由大部转向杭州，在南方兴盛起来。由于元杂剧是以北方音乐曲调为基础的，一旦脱离开它赖以生存的中原土壤，很快就走向了衰落，杂剧在元末明初处于低潮。然而，艺术的源泉是不会枯竭的，山西戏曲之乡到了明中叶以后，戏曲演出又空前繁盛，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重要的标志就是出现了属于梆子腔系统的四大梆子，即蒲州梆子（蒲剧）、中路梆子（晋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

中路梆子因其形成和主要活动范围在山西中部地区而得名。后流布地区遍及全省，职业剧团多，影响也较大，故又称为山西梆子或晋剧。

中路梆子，是在蒲州梆子北上流传到晋中之后，与当地的祁太秧歌、民间曲调、说唱艺术相结合而产生的。在它形成初期，曾以蒲籍演员为主，由蒲籍演员来培训徒弟，后来在演变过程中，艺人为适应当地群众的欣赏习惯， 融合了民间固有艺术，在语音、唱腔、表演方面均发生变化，成为独具风格的戏曲艺术。根据徐沟县孟封乡尧城村奶奶庙戏台上保留的题壁：“同治十二年，四月初八、初九、初十日，祁邑上聚梨园到此一乐”，可以推断，中路梆子在同治年间（1862—1874 年）已进入发展时期。因为祁县的上、下聚梨园是驰名晋中的中路梆子字号班，它在同治十二年（1873 年）到清徐乡村演出，为这里戏曲演出情况作了佐证。那么，中路梆于的形成不迟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 年）。清同治以后晋中地区的祁县、太谷、平遥商业兴盛，钱庄票号林立，经济繁荣，给中路梆子提供了适宜的环境。随着交通的发达和旅外商人的增多，中路梆子逐渐向河北、内蒙、陕西、甘肃等地扩展， 如张家口为当时商业重镇，人口密集，贸易兴隆，据载，当时大部分商业均操在山西人之手，因此中路梆子得以占据娱乐事业的第一位，至今仍为当地主要戏曲剧种。一些文人也参与戏曲创作与研究，在太原成立了书会组织—

—聚文会，还有一些业余爱好者举行闹票、打坐场等演唱活动，都促进了中路梆子的成熟。从同治元年（1862 年）到民国十年（1921 年），是中路梆子走向成熟的时期，本世纪 20 年代未到 30 年代，中路梆子达到鼎盛时期，涌现出了丁果仙（果子红）、张宝魁（筱吉仙）为代表的一代名演员，把中路梆子演唱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抗日战争时期，晋绥根据地先后组建了七月剧社、人民剧社、吕梁剧社，为宣传群众起了积极作用。解放后对中路梆子又进一步改革提高，出现了《打金枝》等颇受群众欢迎的剧目。

中路梆子在艺术上，既保留了蒲州、北路两梆子慷慨激昂的特色，又具有婉转细腻的风格，音乐丰富，板式变化较多，既适合表现雄壮磅礴的场面， 也适合演出风趣活泼的情节。其角色行当主要有须生、正旦、花脸“三大门” 与小生、小旦、小花脸“三小门”，各门角色都有专工戏。

中路梆子的传统剧目有 500 多个，经常上演的近 200 个。从剧目内容看， 以弘扬爱国主义、揭示忠好斗争、反映清官断案的戏比较多。其中“杨家将戏”的《七星庙》、《潘杨讼》、《穆柯寨》等久演不衰。《打金枝》也是中路梆子的代表剧目，剧本描写唐代宗之女升平公主招功臣汾阳王郭子仪之子郭暖为附马、公主常以皇家女儿为贵，多次刁难郭暖，郭暖一次气恼至极

打了公主。郭家以为闯了大祸，不料，唐代宗以国事、君臣之好为重，不但宽恕郭暖，还将附马连升三级，最后公主与附马言归干好，矛盾得以平息。题材虽反映上层统治阶级生活，但主题具有民主主义倾向，所以为群众喜爱。

晋剧在长期的发展中，培育了一大批著名演员，他们以各具特色的唱腔风格，丰富并发展了晋剧表演艺术，较著名的有：以丁果仙为代表的“丁派” 唱腔艺术；张宝魁的“彼派”表演艺术；著名青衣牛桂英唱腔委婉圆润，被称为“牛派”；著名表演艺术家程玉英的“嗨嗨腔”热情豪放，被称为“程派”。其中尤其是丁果仙更为突出，她被称为晋剧的“须生大王”，唱腔宏亮圆润而又富于感情，表演艺术上崇尚现实主义，塑造人物逼真细腻，有血有肉。她曾在《卖画劈门》中扮演白茂林，《打金枝》中扮演唐代宗，《空城计》中扮演诸葛亮，《醉写》中扮演李白，都获得成功。她以坚韧不拔、刻苦进取的精神，换来了精深的艺术造诣，创造了别具特色的丁派艺术。

解放后，晋剧有了很大的发展，1960 年成立了山西省晋剧院，曾多次赴京参加全国戏剧汇演或到外地巡回演出，涌现出了一批晋剧新秀，使晋剧成为山西的代表剧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