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体系的发展和对诸子学说的批判

荀子是战国末年富有批判精神的儒家大师。他几乎是全面地批判了当时流行的重要学派。他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吸收了诸子学说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发展了儒家的思想体系。

关于天道，孔子孟子都很少论及。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反映了自然史的朴素观点，但也只是一种感情上的流露，并没有上升为理论，甚至还不能说是认真的判断。荀子有《天论》的专篇，系统地论述了他关于天道的思想。老子论天道，有自然史的因素，但他的世界观体系是唯心主义的。荀子吸收了他的自然史观点，而把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作了唯物的改造。在天人关系上，道家主张顺应自然，荀子则主张人定胜天。”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批判老子，“有见于诎（屈），无见于信（伸），”批评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也并不认为，人的意志可以克服一切，而是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人的主观努力是可以起作用的。

荀子承认人的物质欲望。他认为，这属于人的本性。但认为，对这种欲望不加克制，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因而形成社会上的动乱，使人们不得安居。圣人制礼以限制人们的欲望，因而社会才得以安定下来。这是荀子论性恶的主要依据，也是论礼之起源的主要依据。

礼，是荀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孔子讲仁，也讲礼。实际上，孔子讲仁，是为礼服务的。所以，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不学礼，无以主。”孔子的时代，礼成了具文。孔子提出了仁，所以充实礼的内容。孟子时，也讲礼，更多的时候是讲仁义。这可能是因为，这时礼

道》篇：“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是圣臣者也。”

③ 《成相》篇：“臣下职事业听上，。”

④ 《王霸》篇。

⑤ 《成相》篇。

⑥ 《王制》篇。

① 以下，多参见侯外庐的论点，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 549—588，人民出版社 1962 年印本。

的传统已破坏得很厉害，已无从谈起了。荀子又讲起礼来，这是因为当时统一的趋向已相当显著，礼又感到需要，所以又提出来了。当然，从具体的内容说，荀子所说的礼不同于孔孟所说的礼。从礼的根本性质说，孔子、孟子、荀子所说的礼，都指的是统治秩序、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所谓分上下，别贵贱，这在孔子、孟子、荀子那里，就都没有什么不同了。在这个意义上，荀子所谓“隆礼”，正是儒家的传统思想。荀子关于礼的起源之理论上的论述，这是孔子所没有的。孟子有关于人性的详细论述，但不能跟礼的起源联系起来，而且他关于性的论述，是先验论的，这跟荀子之从社会的客观现实考察问题是不同的。

在政治上，荀子提出三项要求，《王制》篇称之为三节。一是平政爱民，一是隆礼敬士，一是尚贤使能。这在上文已经说过。现在要特别指出的是，三者之中实以隆礼为主要环节。平政爱民是隆礼的先行条件，尚贤使能是要有能推行礼的人。故《王制》篇又说：“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杰也。”又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也提到法的作用。《天论》篇：“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即霸。”《王制》篇说：“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则英杰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刑是礼的补充，但已与孔子所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有很大的不同，而对法家的主张有所靠近。

荀子对诸子学说的批判不限于礼，但也往往是以礼作为批判的重要尺度。荀子书中，《不苟》、《儒效》、《富国》、《王霸》、《天论》、《正论》、《乐论》、《解蔽》、《性恶》等篇都有对诸子的批判，而《非十二子》篇，有比较集中的评论。《非十二子》篇批判了墨子、宋钘和慎到、田骈，主要是批判墨子、宋钘“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这是说他们的学说不利于建设国家的统治秩序；批判慎到、田骈的立场游移，“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 的奉迎态度，“不可以经册定分”，也无益于统治秩序的建立。以“隆礼” 的观点看来，荀子认为，这些学说都是“欺惑愚众”之说。《非十二子》篇还批判了惠施、邓析，更明白地说他们“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这不是一般的评论，简直是申斥了。

《非十二子篇》对于儒家的一些不同流派，也都分别有所批判。它说：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这是说，子思孟子的言论并非孔子的真传，他们也提不出旗帜鲜明的纲领性的东西。如果同“礼”联系起来，可说子思孟子没有能突出礼的作用。《非十二子》篇还说到子张、子夏、子游门下的后学，有的是装模作样，有的是好吃懒做。它指出：“弟佗其冠，神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荀子对诸子之学“有蔽”的地方，予以揭发批评。对其“有见”的地方，

多相对地予以吸收。他在逻辑思想方面的态度就是这样。他于惠施、邓析的名辩思想有尖锐的批判，但并不一般地反对名辩，反而是主张必要的论辩。他说：“君子必辩。及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①又说：“君子絜其辩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②荀子认为，辩是宣扬自己的优点的必要手段，还可以从别人吸取有益的因素。荀子书中对于诸子学说的批判，对于所持主张的发挥，都可以看作荀子对“君子必辩”上的实践活动，是“士君子之辩”。荀子对墨家的社会思想也有尖锐的批判。在思想体系上，荀子之学是跟墨家对立的，但在逻辑思想方面，荀子吸取了墨家的成果，加以修正或发展，使他的儒家思想体系在这方面得到了充实。

“故”概念和“类”概念在墨家逻辑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荀子同样提出了这两个概念，但却修正了其具体的内容：

在墨家逻辑思想里，“故”是判断或命题所从出的客观依据。荀子所说的“故”，有时是就客观依据而言，有时则属于主观意义的范畴。所以，荀子对“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思想，即列入于被批判的对象。荀子认为，礼虽被认礼是圣人的制作，但他对于礼之起源的说法，却是依据一定的客观存在而作出的论断。

“类”，在荀子逻辑思想中，是立言之本。他常以“类”与礼并举。如说：“其言有书，其行有死”①，“老以礼安，言以类使”②，这就是说，行动要以礼为准则，认识要以知类为准则。能知类，则可“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③。这样，荀子认为可以突破感性认识的局限。但这又是一种演绎的方法，跟墨家“以类取，以类与”之重视归纳者并不相同，不利于开辟新的知识领域，且易陷于成见的困扰。荀子说：“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君子不听。”④这是认识上的专断，就把“知类”的方法关闭在一个狭笼里了。

但是，荀子关于知类的论述，并不是没有成就的。他认为，类的区分是相对的。同之中还有同，亦即还有异。别之中还有别，亦即还有同。依此类推，同异之差都不是截然的。《正名》篇说：“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共）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又）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别）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又）别，至于无别然后止。”

荀子还认为，类是可以转化的。类怎样能转化呢？荀子提出了一个“积” 字，一个“假”字。《劝学》篇说：“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又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假” 有通过一定的条件向对立的方面转化的意思。“积”有从量变向质变转化的

① 《非相篇》。

② 《不苟》篇。

① 《儒效》篇。

② 《子道》篇。

③ 《非相篇》。

④ 《非相篇》。

意思。荀子对于这两点，在举例以外，没有作出正面的阐述，但这是具有辩证法精神的，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光辉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发展中，荀子是一位富有时代色彩而善于总结的人物。他通过对诸子学说的批判，也包含对儒家不同派别的批判，吸取了这些学说中合理的因素，发展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同时也因为儒家传统的限制而有不可避免的局限。荀子正面临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他的思想特点也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