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礼尊贤和平政爱民

在政治上，荀子认为，君主推崇礼而尊重贤人，可以统一天下；重视法而爱民，可以在诸侯中称霸。《礼论》篇认为，人生下来就有物质欲望，如果这种追求“物”的欲望，没有“度量分界”，就会发生争夺以至使社会陷于混乱。因此先王依照等级来限制、满足人们对物质的要求，使人们的欲望不至因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使物资也不至为人们欲望的无限制而用尽。物资和欲望相互制约而能长久地保持协调，这就是“礼”的起源。“礼”包含有法的因素，而法是由礼派生出来的。正如《劝学》篇所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在荀子的眼目中，礼重于法。他认为“礼”是“道德之极”①，“人道之极”②。《修身》篇说：“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

《富国》、《礼论》篇都说，“礼”是对伦常、等级、贵贱地位的合宜规定。

① 荀子所说的“后王”，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同意清代刘台拱和王念孙的意见：“后王”，是指周文王、武王。《正名》篇说：“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从“今圣王没”，“若有王者起”等话来看，“圣王”不会是指东周时期的王，而西周时期以文、武为代表的“王”，才配称“圣王”。

① 《劝学》篇。

② 《礼论》篇。

《王制》篇认为君主选任官吏，要以“礼义”为标准。《礼论》篇更扩大了礼的支配范围。它不仅包含有法，甚至扩大到天地日月等上面去，就是把礼看成是社会和自然的共同原则。他说：

凡礼，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 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 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

荀子把“先王”制订的“礼”的作用扩展到自然界，跟他《天论》篇“天人之分”的思想有矛盾，跟他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却有联系。他的目的是要抬高“礼”的地位，以加强对人们的说服力。

法，也是荀子政治思想的重要部份。一方面，他把礼的内涵扩大，几乎变成“法”的同义语。另一方面，他言礼，同时也言法，有时礼法连称，如

《王霸》篇说：“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是百王之所同也， 而礼法之大分也。”有时他以“礼义”与“法度”并举，如《性恶》篇说： “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有时甚至把法估计得很高，

《君道》篇说：“法者、治之端也”。这跟荀子“重法”思想不可分割的刑赏，都是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正因为人生而有“好利而恶害”之性，庆赏刑罚才起作用。正如《王制》篇所说：“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无功不赏，无罪不罚。”

礼和法的施行，有上下的差别。《富国》篇认为，政治好的国家“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又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但荀子认为礼和法都比不上“圣人”“君子”之更为根本。这因为礼是先王制定的。《王制》篇说：“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修身》篇也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君道》篇说：“有治人，无治法”。“君子者，法之原也。”《致士》篇更明确地说：“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这种礼、法有上下之别及“人存政举”的观点，都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点。

在政治上，荀子还重视平政爱民。《王制》篇以坐车为例。马惊了，车上的君子就坐不安稳。最好的办法，是使马静下来。“庶人”惊惧政事，起而反抗，君子的地位就不能安稳。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一些恩惠。具体的措施是：“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荀子还引《尚书》的话来证明：“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认为船和水的关系，就如同国君和百姓的关系。国君要想保持地位的安稳，没有比改善政治，爱护百姓的办法更好了。他说：“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所谓“平政爱民”是荀子从国君的立场来说的。《君道》篇指出：君民关系的主导方面是国君。他说：“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 水也①。槃园而水园。”如果国君不能爱民、利民，就得不到人民对自己的亲近、爱护，民也不会为国君使用、出死力，而兵强、城固就会成为空话，敌人也必将乘机而入侵。这样，要求得“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他在

《王霸》篇总结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

① 今本“君者仪也”下夺“民者景也”；“君者槃也”下夺“民者水也”。今依卢文弨、王念孙校补。

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 天下去之之谓亡。”

荀子“平政爱民”的思想，表现在经济方面是“富民”。他承继了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②的思想，而主张“藏富于民”。《富国》篇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他认为，如果做到“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最好的治国大计。

荀子认为，“节用”的好处很多。它是向自然斗争的一种手段。《天论》篇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它是富国裕民的良好办法。《富国》篇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同藏）其余”。这样可使财富积如丘山；不这样就难免于贫穷。《荣辱》篇认为现在的“节用”，是从长远考虑，以备后用。他说：

“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 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

荀子很注意“民富”对生产的作用。《富国》篇说，“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反之，如果“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 民穷就会土地贫瘠而荒芜，粮食产量还不到正常收成的一半，统治者即使想方设法地收取租税，得到的也很少。荀子在《国富》篇所主张的“节用”， 是按礼所规定的不同等级的享用标准来节制消费，所谓“节用以礼”①，这与墨子所主张的节用不同。

荀子在《富国》篇还提出“以政裕民”的思想。他说：“轻田野之税， 平关市之征，有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荀子所说的“以政裕民”、“国富”的政治措施，是发展农业， “省商贾之数”。这是重农而限制商业。但从“平关市之征”的内容来看， 他又是重视商业的社会职能的。在荀子看来，农业是唯一的财富的生产本源， 商业，还有手工业是不生产财富的，这是他重农抑工商的思想根源。《富国》篇说：“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

《大略》篇说：“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 在农工商三者中，农业可以生产财富，而“工商众则国贫”，“省商贾之数” 又可以使国富，则工商不生产财富是明显的。他在《君道》篇也阐明这一观点说：“省工贾，众农夫，禁盗贼，除奸邪，是所以生养之也。”

荀子认为工商业有重要的社会职能，故将农、工、商三者及其作用同时并举，这在先秦诸子中是最多的。他认为商业的作用在于使财货流通。因为有商业然后各行业的从事者才能获得别人所生产而又为自己所需要的物品。

《王制》篇说：“流通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 商业贸易既以货为目的，最紧要的是使货财“无有滞留”，而妨碍财货流通的，是关卡的苛征与监督买卖契约执行的市场管理人员的不公正行为。所以

② 《论语·颜渊》。

① 《富国》篇。

他要求“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①。同时还应当不断清除垃圾，整修道路，肃清盗贼，整理廛肆居所，以使商旅往来不惑困难，而达到“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②。

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水平，比以前虽有明显地提高，但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过多的劳动力投入手工业、商业，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是不利的，对地主阶级也是不利的。从而，荀子主张减少工商业的人数，是有他的客观依据的。地主阶级及其政权，既需要经济交换，而工商特别是商业又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一时期的地主阶级，在经济上不免勾结商人，在社会、政治上又打击、排斥商人。这一社会矛盾，就是荀子主张对工商业既抑制又认为商业有社会职能的历史背景。

对人民“富而教之”的思想，是孔、孟至荀子儒家的传统思想。荀子是性恶论者，这种观点就更加显明。《大略》篇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①，明七教②，所以道（导）之也。”他还引《诗·小雅·绵蛮》篇“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的话来证明他的见解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