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

孔子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以《诗》、

《书》礼乐教弟子，其中有相当多的历史文献。他还依据旧史、《春秋》， 以传授后学。他也是古代的一个历史学家。孔子后学所编的《论语》，反映他对历史运动，只见量变不见质变的“损益”史观和以决定历史运动的力量归结为贵族“君子”的唯心史观。

孔子已在运用变化的观点观察社会历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他对过去似有留恋之意，但却认为是变化的。他说：“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明显地说，周比夏商两代都发展进步了。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世的事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他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基本上沿袭不变，只是有删有补。他以为“百世”的历史运动也只是有删有补，因为“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是孔子对“损益”史观的说明。

孔子好学。他的学，是“好古敏以求之”。学的内容是《诗》、《书》礼乐。其他如生产和军事等都是不学的。他在探讨夏商历史时说：“夏礼， 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 则吾能徵之矣”。他持有这种认真、慎重的态度，是认为在学“往古”之中能够知道未来，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温故而知新。”

孔子主张在不改变礼的本质的前提下，作一些损益、局部修改，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例如，他说，用麻布制礼帽，符合传统的礼；现在用丝料，比较省功，我赞成。又说，礼节仪式，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丧礼，与其注重仪式的完备，不如真正悲戚。

春秋时期历史运动的总趋向，显然不是因于西周而有所损益的社会，而是激变、量变中有质变，是“礼坏乐崩”，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孔子在“周道”基础上加以损益的理想社会是行不通的。当时已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孔子自己也说：“道之将废也与， 命也！”他无可奈何地只好归之天命了。

在涉及到历史运动的动力时，孔子特别强调君子的作用。在《论语》一书中，常常把“君子”与“小人”对举。从其所说内容来看，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一是道德高低之分，二是智愚之别，三是是否懂得天命，这实际上都是不同的社会身份的反映，是贵族和劳动者之不同身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孔子认为贵族君子是仁者、明礼义、有知识、懂天命的人；小人是生产者、不仁者、只知私利的愚者，不懂得天命的人。他说：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当时人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自己谦虚地说：“君子道者三， 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却说这是“夫子自道也。” 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而他自己是“五十而知天命”。另外，

《论语》一书的学、知范围是贵族君子的“人事”①，也可说明孔子是贵族君子的立场。

孔子没有摆脱天命、鬼神，只是常常采取保留态度，所谓“不语怪力乱神。”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前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在天命、鬼神与人事之间什么是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作用，但更重人事。这代表了春秋时期思想领域里的进步倾向。孔子在评论社会历史问题时，很显著地重视人的因素。他评论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我其被发左衽矣。” 孔子所推重的人的作用，都是指在某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他评论一个政治家，总要以是否能用人才作为衡量的标准之一。这跟他“举贤才”和私人讲学是为培养从政人材的思想是一致的。

孔子在对历史运动的动力问题上，特别强调贵族君子、大人物的作用。

《论语》：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孔子也曾注意到社会经济条件与政治、教化的关系。他说“足食，足兵，

① 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 177 页—178 页，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民信之矣”；对人民主张先“富之”而后“教之”。但这仍然是从统治者方面提出的问题，在历史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属于统治人民的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