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土地王有、贵族占有与赋税的改革

（一）土地王有与贵族占有

三代兴革之际，原来遗留下来的氏族公社、家族（宗族）公社等，当然都成为新朝所有。《诗·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不但土地为王所有，就连臣民也是王所有。虽然如此，但是王也有责任把土地和臣民分封一部分给他的诸侯。楚芋尹无宇说：“封略之内，莫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王臣”。这是说诸侯国内土地是属于诸侯所有的，诸侯在国内也等于王。因此，诸侯也须把土地分封给他的卿大夫， 直至于士。《礼记·礼运》说：“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这样层层地分割，就是土地王有、贵族占有制度的来源。

占有不等于私有，从占有到私有还有一段距离。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有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①有的同志引用了马克思这段话以后，便认为西周时已有私有土地，这却未免过于仓促。我们认为西周春秋时期主要是土地王有、贵族占有。下面我们引用黄河北岸所谓“南阳”的一片土地为例，说明它经过好几个贵族之手，二三百年之久而所有权始终是国王的，而贵族则只是占有。

周室东迁后占领了黄河北岸戎狄的土地，即谓“南阳”，但是戎狄仍常来侵略。周襄王把它的若干块土地封给周司寇苏忿生做了人情。后来苏忿生投奔于狄，这若干块土地就复入狄人之手，直至晋文公称霸，开发南阳才把它收回。因此周王又把它赐给晋文公，晋文公又分赐给狐氏、阳氏，而后又转入郤克之手。当时晋郤至与周争夺䶭田，就是上述狐氏、阳氏之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向晋诉讼。郤至说：“温，吾故也，故不敢失（温䶭同在一地）。”单子，刘子向郤至源源本本地陈述这片土地的经过，然后说：“若治其故，则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驳得郤至无词对答。由此可知，这片土地虽历经苏忿生、狐氏、阳氏等人，却仍是“王官之邑”，贵族只是占有， 而不是为私人所有。（详见《左传》成公十一年）

有的同志把这段史料只引用到这里，但事实上《左传》昭公三年继续记载了温和州二块土地的情况。（杜注：“州本属温，为赵氏邑”。）我不厌其烦，译其大意如次：

初时，州县为栾豹之邑，栾氏亡后，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都想占有这块土地。文子说：“温是我的县。”二宣子说：“自郤称（人名）把它从温分出以来，已经过郤称、栾豹和赵氏三家。晋改邑为县，不只州一地，已难追溯其根源了”。文子觉得这话是针对他说的，就不敢要这块土地了。二宣子说：“我们不可以只说道理而自己夺取土地，不如也放弃了好。”于是这块土地三家都不敢要。后来赵文子为晋正卿，他的儿子赵获想让他父亲乘机取回州的土地，文子说：“二子之言义也，违义，祸也。余不能治余县， 焉用州⋯⋯有州必死。”甚至赌咒发誓，仍不敢要这块土地。后来他把它以晋的名义转赠给郑国的丰氏。丰氏一死，子产又立即归还给晋（见昭公七年） 这也是土地王有的证明，不然赵文子怎么能转赠着郑国呢？

试想一想，这片土地如果从东周初周王给苏忿生时算起至郑丰氏又还给

晋，已经历了晋文公、狐氏、阳氏、郤至、赵文子、韩宣子、郤称、栾豹（当然非全部）之手了，时间已达二三百年之久，为什么都只占有而不敢私有？ 这只能说西周春秋时期土地所有制是王有、贵族占有，而非私有。但是近来也有一些同志根据金文（如《舀鼎》、《咼从鼎》、《格伯殷》以及《卫鼎》等）中记载有关土地转让、赔偿，以及以实物交换的例子，认为西周以来土地已经私有。这是我们以为不可的。因为转让、赔偿，以及实物交换等，严格说来，在土地王有、贵族占有制之下是可以允许的。《格伯■》有“贾三十田”的话，也仍是以物易物的性质。《卫鼎》记载矩伯用十块田换取裘卫价值八十朋的瑾璋，又用三块田换取裘卫的二十朋的赤琥等物。诚如这样解释，（如“贾”字，名家解释尚不一致）我们认为也只以“朋”来折算，与以田来折算相同，则“朋”、“田”尚非货币，正如瑾璋、赤琥等不是货币一样。其次应该注意在交换的进程中，上自“三有司”下至地方官吏参加作证，这只是宗族之间的土地交换行为，而不是以土地私有为条件的商品买卖。又如有人引用如下之例，“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传》成公八年）又“丰卷奔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左传》襄公三十年）认为他们占田就是私有土地，并且得到政府的保护。我们认为这些例子只是证明贵族占有，而非私有。子产在郑的改革，只是承认贵族占有或限制其“占田逾制”，而非主张土地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