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社会性质的问题

说到这里，不能不牵涉到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问题。郭沫若三十年代以来是一贯主张商周（西周）为奴隶社会论者，但是他在晚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

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只有家内奴隶的社会是不成其为奴隶社会的。⋯⋯如果太强调了村社成员，那么中国会没有奴隶社会①。

看来郭老已经默认商周家内奴隶和村社的存在这一事实，但是他很担心“太强调了”，就会使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其实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三个古代国家中，只有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罗马则其次，就不那么纯粹典型了，至于德意志则根本没有达到发达的奴隶制。恩格斯说：“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②恩格斯却肯定东方国家（包括中国）是家内奴隶制，因为他这样说过：“象东方那样家庭中的奴隶制度，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种奴隶制度并没有直接成为生产的基础，是当做家庭的一份子而间接成为生产基础的，那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溶化到家庭中去的奴隶式的婢妾”③，据说这段话在恩格斯原稿中已经划过删去记号，表明恩格斯的观点后来改变了。我们认为恩格斯这一观点并未改变，请读者一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罗马的父家长家族的叙述，就可知道，因为它正是“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的。凡是家庭奴隶制（奴隶制的初级阶段）莫不如此，恐怕也不只东方国家为然。恩格斯认为家长奴隶制，其奴隶“没有直接成为生产的基础”，“而间接成为生产的基础”，这一句话很重要，但却被考证者

忽略。我们所以这样说，是在证明我国商周时期（夏姑不论）的确只是家长奴隶制，而不是发达的生产奴隶制，因此庶人始终是直接生产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到东方国家的社会性质问题时，也并没有说氏族社会以后，必然是奴隶社会。比如他们在叙述了罗马的父家长家族以后，马克思补充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 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①马克思这里所谓“现代家庭在萌芽时”，是指父家长家族，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因素是同时存在的。所谓“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我们仔细考虑，在我国古代的井田制中，农民助耕公田正是与“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徭役制，农奴关系就这样发生的。

至于凉山彝族社会似乎与商周社会不同。因为它们的奴隶阿加、呷西已直接参加生产，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不是间接地参加生产，而是直接地参加农业生产。这个问题应该另文详论。我们初步的意见是阿加、呷西也是家内奴隶，因为凉山处于崇山急湍之中，与外间几乎隔绝，商品经济畸形地发展（以贩鸦片为主），所以奴隶制始终是家长奴隶制。但是长期畜养家内奴隶，不使他（她）们参加农业生产，是不经济的，因此黑彝贵族不得不于家内劳动以外，同时驱使他（她）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即所谓“耕作地”

（黑彝贵族的土地）。凉山彝族也还有使阿加去远地开荒的，土地成熟后，主人却又有权收回。这样一来，奴隶始终只是奴隶，而不能成为农奴关系。凉山彝族中的曲诺，也有家支组织，但他们始终没有形成公社。所以黑

彝贵族剥削、奴役他们，有似奴隶，但是他们仍有一定的私有土地，也有一定的自由身份。因此，他们有似古代中原的“庶人”即平民的一面。关于曲诺的阶级性，过去有一些民族学者论定为奴隶，胡庆钧和四川民族研究所合作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书中都论定为“隶属民”，但希腊罗马的隶属民实际仍是奴隶①。我们则论定为平民。

凉山彝族社会是否应该称为奴隶社会，还值得讨论的，不过他们的奴隶制却始终是家长奴隶制，或者是比较发达的家长奴隶制，而不是希腊罗马那样的生产奴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