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关系及周克商

当周人正在东西奔窜的时候，殷商已处于武丁以后的晚期。甲骨文中已屡见“伐”周的记载，或又称周为“周侯”。但是商周发生关系，决不是从殷商晚期才开始的。《诗·商颂·殷武》里说：“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 莫敢不来王”。氐羌是活动在今甘肃、青海至陕西境内的两个半农半牧部落。甲骨文中已屡见殷商诸王伐羌的记录。商人对羌人俘虏非常残酷，常常用于人殉或用为奴隶。殷商与氐羌可谓世敌，羌人与周人却世通婚姻。后稷的母亲姜原，就是羌族有邰氏的女子。所以殷商征服了氐羌（当然是部份的氐羌人），恐怕也把周人包括在内。

根据文献材料和甲骨文看来，周与商有战争的一面，又有和平的一面。周自季历至文王时，他们都曾经联合殷商共同抵抗从北方侵入的鬼方、土方、

■方等，因而得到商武丁、文丁的赏赐。季历还做了殷的“牧师”。尽管后来季历仍被文丁所杀，但是和平的关系却是主要的。文王时，周的国力已经强大，它已征服了周围的密须、阮、共和犬戎等小部落，并且得到他们的拥护。但就是这样，文王也仍然不改变小心翼翼以服事殷的态度。周这时对殷

① 参看斯维至《早周历史初探》，1979 年《历史研究》第 5 期。

商的和平政策，可说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不是一般的屈辱的表示。

周原甲骨文中有一条“彝文武帝乙”之辞。文武帝乙是殷帝乙的异称， 他是纣王的父亲。为什么在周原甲骨文中却有帝乙的名号呢？这可能是在周原有殷商的宗庙。殷纣王曾经到过周原，故有祭祀其父文武帝乙之辞。这反映了周文王时确已成为殷商的诸侯了。但另一方面，周文王已受命称王。所谓“受命”就是受上帝之命。《诗·大雅·皇矣》写道：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这是说：伟大的上帝从天上往下观看，从四方观察，寻找一个有光明德行的人，最后找到了季历的儿子文王，这就是接受上帝的命令而称王的意思。他称王以后，便开始征伐犬戎、密须（在今甘肃安定县），并打败了耆国（耆一作黎）。耆在今山西黎城，是殷商的门户，故耆被打败之后，殷祖伊感到畏惧，便去劝谏纣王。纣王漫不经心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他没料到天命是可以改变的，也没有觉察到周人是在积极地准备改变天命的工作。接着，周文王伐邘、伐崇侯虎。崇侯虎灭后，文王自岐下徙于丰。次年，文王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武王没有改元，继续用文王的年号，称作九年。他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傅，召公毕公为左右，继续文王的绪业。就在这一年里，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观兵是试探性的示威，并不是准备与殷商直接开战。他出发时， 把文王的木主载在小车上，居于中军，自称太子发，意思是“奉文王以伐”， 不敢自专，这实际上是带着“血亲复仇”的性质。这时，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据说有八百之多。诸侯都说：“纣可伐矣！”武王不可，罢师而归。

过了二年，武王听到情报说，纣愈加昏乱暴虐。殷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乐器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纣有重罪，不可不伐！”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武王作《太誓》，指斥殷纣王的罪行，以激励战士。

十二年二月甲子，天朦朦亮，武王的军队到达商郊牧野，他发表《牧誓》， 再次指斥纣王的罪行以激励诸侯和战士的斗志。据新出土的《利■》铭文， 可知武王所以决定甲子这一天与纣开战，是出于右史利观察星象而决定的。

《利■》说：

珷克商，惟甲子朝，岁则克，闻，夙又（有）商。辛未，王在■■， 易（锡）又（右）史利金。

这甲子是一个大吉的日子，武王因此获得大胜。其实，这次武王的军队不战而顺利地进入了朝歌，是因为东夷人不肯为殷纣王卖力，发生哗变，纷纷倒戈，迎接武王。朝歌在今河南淇县，至今尚有遗迹，距安阳商都还有百里。据说武乙已迁都于此，故朝歌一失，商已无力抵抗。纣王于是纵火自焚。这次战争，是关系到商周一兴一亡的关键。虽然并没有经过激烈的战争，殷商在东方沿海的势力也未彻底消灭，但这是殷商灭亡的开始，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件转折性的大事。它正与商汤过去灭亡夏朝一样所谓“汤、武革命， 顺天应民”。这就是说，周代替了商，是有天命的，它建立了第三个古代王国。史书上对于此一事都有记载，地下出土的《利■》，可以与文献互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