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夺田、兼室事件

特别令人注意的是春秋时期夺田与兼室事件的不断发生。

当然它也可以上溯于西周晚期，如周厉王时，荣夷公“好专利”，得到王的信任。这“好专利”，大概就是厉王没有把分封土地给予诸侯、卿大夫贵族，因为贵族不得占有土地，所以引起贵族的反对，结果被国人驱逐，逃奔到彘。《瞻卬》是刺幽王之诗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不消说是因幽王把贵族所占有的土地和“民人”据为王有。因此加剧了王有与贵族占有的矛盾斗争，这也是幽王所以灭亡的原因。春秋时期夺田兼室的现象更加严重了。谁都知道，掠夺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但是土地还是王有的，贵族虽然以合法占有一定的土地。但春秋以后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土地和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私有的欲望迅速地增长起来。“占田逾制”是它的表现，进而对于土地和劳动力的争夺，明知是不合法的，而仍连连不断地在贵族间进行着。例如：

（1）（鲁闵）公傅（官名）夺卜齮田。（《左传》闵公二年）

周甘人与■嘉争■田。（《左传》昭公九年）
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左传》昭公十四年）
郤奇夺夷羊五田。郤犫与长鱼争田。（《左传》成公十一年）
晋君⋯⋯大其私■，而益（增加）归人田，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国语·晋语六》）

以上夺田都是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引起的，所以不能认为私有土地的合法化，或者已是主流。

“兼室”、“分室”，这些室字不是指妻妾儿女，而是指奴隶和其他动产。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凡奴隶有家属的也可称“室”。在贵族斗争中，一

方贵族失败了之后，另方贵族往往把对方的族人、奴隶没收，据为己有。例如：

（1）（楚）穆王立，以其为太子之室与潘崇，使为太师，且掌环列之尹。（《左传》文公元年）

（2）（楚）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阎之室，使沈尹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要之室。（《左传》成公七年）

（3）（宋）华阅卒，华臣弱皋比之室。（《左传》襄公十七年）

（4）（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左传》襄公十九年）

（5）（齐）崔杼杀高厚于洒蓝，而兼其室。（同上）

（6）（楚）公子围杀大司马■掩而取其室（《左传》襄公三十年）

（7）（齐）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其臣曰：“孺子长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左传》昭公八年）

（8）（齐）栾施、高强来奔，陈鲍分其室。晏子谓桓子曰：“必致诸公”。（《左传》昭公十年）

（9）（鲁）南蒯谓子仲：“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子仲许之。（《左传》昭公十二年）

（10）（鲁）公鸟死，季公亥与公思展与公鸟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11）（宋）公子地嬖蘧富猎，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与之（《左传》定公十年）

（12）（晋厉公）杀三郤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归人（《国语·晋语六》）

以上十二例，时间自文公至昭定，长达二百三十年，地点遍及齐、鲁、宋、郑、楚，而以楚最为突出，这是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的现象①。由第一例可以证明，“室”决不是指妻子儿女，因为穆王即使宠幸潘崇，必不致把自己作太子时的妻子儿女都赐给潘崇，因此只能理解为奴隶及其他田地财产等。兼就是兼并；分就是瓜分；取就是掠取。因此，也只有把室作为奴隶土地看待，否则就不好理解。此外还有“相其室”、“治其室”，相、治就是管理别一贵族的奴隶、土地等等。子尾的家臣说：“孺子长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见第七例）。因为管理就是兼并的初步。“致诸公”（见第八例）是把奴隶土地归于公室，如果两家贵族为争夺而无法解决其矛盾的时候，

（见第九例）即归还公室。

如果“室”确是奴隶，那么，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对土地贪欲的增长，家内奴隶可能已经使用于土地耕种，家内奴隶确有向生产奴隶发展的趋势。在夺田兼室的浪潮之下，各国公室也有把卿大夫贵族的采邑和土地兼并

过多的现象，加以限制的企图。如郑国子驷为田洫，因而使占田过制的贵族丧失了土地，他们乘机起来发动叛乱（《左传》襄公十年）。管仲在齐桓公时，“夺伯氏骈邑”（即过剩的邑）三百，但伯氏“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这当然是少数有“修养”的贵族，才受到赞许，其他有“怨言”者必定很多。《左传》昭公十年记载：陈桓子为了争取别的贵族对他的支持，他对“凡公子之无禄者，私分之邑”。但是还不等于说私有制已经形成。

总上所述，春秋时期的确是处在矛盾的过渡时期，在“公”与“私”的

问题上，也同样反映了矛盾斗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