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王之道”

孟子仁政论的历史根据是“先王之道”。孟子所说的“先王之道”，是指“先王”的政治。他所说的“先王”，是指尧舜禹汤文武，而又常常以尧舜为代表，所谓“言必称尧舜”①，“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②。孟子称颂禹

⑦ 《尽心下》。

⑧ 《梁惠王上》。

① 《告子上》。

② 《告子上》。

③ 《离娄下》。

④ 《离娄下》。

⑤ 《尽心上》。

⑥ 《尽心上》。

① 《滕文公上》。

② 《公孙丑下》。

汤文武，更称颂尧舜，不仅备极称颂尧舜的道德品质，而且把尧舜作为政治标准、行为的楷模。他说：“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③又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

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④当孟子与白圭讨论税制问题时，他认为收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⑤。在孟子看来，“仁政”，就同规矩、音律的功用一样，应作为政治的准则。他说：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 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①

从上面的一大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孟子所说的“仁政”，就是“不忍人之政”。他十分强调“先王之道”，更突出原始社会末期的传说人物尧舜， 是为了便于阐发他的政治见解。他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是在抬高他所理想的仁政的地位。孟子的仁政论及为其所制造的历史根据， 正如荀子所说是“按往旧造说②”而他使用的方法也是牵强的比附。

孟子提出“先王之道”，是企望用“仁政”来矫正当时的政治，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是历史的倒退。他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也。”③又说：“自今之道， 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④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 是治乱的循环。他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⑤这种往复循环，大约五百年是一个周期。五百年必然要有“圣王”出现，开创太平盛世。在这期间也必然会产生辅佐“圣王”的显赫人物，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⑥。孟子充满信心地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好象他就是当时的“名世者”了。

在孟子看来，治国的道理，古今没有两样。他说，舜和文王，一个生在东方，一个生在西方，两地相隔一千多里，时代相距一千多年，“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①又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

③ 《尽心上》。

④ 《告子下》。

⑤ 《告子下》。

① 《离娄上》。

② 《荀子·非十二子篇》。

③ 《告子下》。

④ 《告子下》。

⑤ 《滕文公下》。

⑥ 《公孙丑下》。

① 《离娄下》。

下可运之掌上。”②孟子认为战国时期实现“先王之道”有很好的条件，他说： “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③孟子不懂得政治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而变化；他也不懂得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的首领尧舜与阶级社会的君主有本质的不同。他企望“先王之道”在战国时期重现， 而提出历史循环论。社会历史本来是以螺旋的形式不断的向前发展，而孟子“五百年必有王兴者”的说法，是把“螺旋”曲解为“循环”。这种治乱更替循环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历史是变而不变，“先王之道”是永恒的真理。这反映出他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孟子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从他“仁政”的内容及其理论基础“性善论”和历史根据“先王之道”来看，他的出发点是唯心主义的，保守的， 调和的；但有古代民主的一面。那种痛恨暴政，重视人民经济生活及其在政治上重要性的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这种思想，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起过不同程度的作用，影响是很大的。

② 《公孙丑上》。

③ 《公孙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