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副主席扛来一领席

那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冬天，年轻的王幼平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他到新建立的白区工作部工作。报到前，组织部长李维汉约他谈话， 告诉他：“白区工作部的部长暂由周恩来副主席兼任，到了那里可能留在部里，也可能派遣外出。一切听从周副主席的安排。”

对周恩来，王幼平并不陌生。1933 年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前夕， 他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的宣传部教育科长随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去总前指看望首长时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在首长交谈时，他只记得周恩来气愤地说：“流氓！流氓！（指蒋介石）我和他同过事，算把他看透了：善搞阴谋，堪称奸雄！”长征开始后，他随休养连一起行军，和邓颖超在一个支部，时常听到周恩来的消息。这一次，他要到周恩来身边去工作了，心里真高兴。他接过李维汉写的“恩来亲启”的介绍信离开了组织部。

当时，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在瓦窑堡主街的南端，王幼平拎着背包找到了周恩来办公的地方。暂任军委作战处长的刘志丹迎了出来，见王幼平手持“恩来亲启”的介绍信，便摆手示意请他进窑洞的里间当面递交。王幼平走进去， 那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看上去，周恩来削瘦了许多，长长的胡须，深陷的眼眶，长征的磨难分明还刻在脸上。周恩来起身同他握手问好，同时接过信去。他和蔼地问王幼平，有什么打算，是否愿做白区工作。王幼平回答：“服从组织的决定。”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说：“那就先住下。”说完，他亲自带着王幼平来到一个有五孔砖窑的独院，让他住在右边一座空窑里。因为长期没有人住，窑里满是灰尘，周恩来让王幼平找把条帚打扫一下，自己匆匆走出去。不一会儿，周恩来扛来一领炕席和王幼平一起把炕铺好，直到完全安顿就绪他才离去。

人们常说，时间是洗涤剂，许多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会忘却的。然而， 对王幼平来说，与周恩来相处的往事，哪怕是遥远的过去，哪怕是很小的小事，都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忘却。相反，时间越久仿佛越清晰。这件小事在王幼平心中装了几十年。周恩来去世后，王幼平写下一首小诗抒发了当年的感受，诗中写道：“首长扛来一领席，还帮我把炕铺好，目送首长捋髯去， 深受感动泛思潮，优良作风党之魂，敬佩首长以身教。”

实际上，中央这次调王幼平到白区工作部是打算派他外出的。外出之前， 王幼平在瓦窑堡住了半年，做过两件事，一件事是潜入驻绥德的国民党军高桂滋部联络一个地下关系；另一件事是做东北军俘虏高福源的工作，这件事做得很有成效。后来，高福源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主动要求回去向张学良转达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随后又陪同周恩来到延安同张学良会谈。对高福源的功劳，周恩来始终记在心上，1960 年，王幼平陪西哈努克访华，在火车上同周恩来谈到高福源时，周恩来说：“此人贡献很大， 我们同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他是有贡献的。他和王以哲同时遇难很可惜！”周恩来要王幼平了解一下高是否有遗属，说：“我们应予关照！”周恩来这种不忘旧朋友，广交新朋友的胸怀与美德对日后从事统战和外交工作的王幼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王幼平到绥德敌军内部和派遣去白区前，周恩来都同他进行了长谈，一再叮咛出去后要：谨慎小心，如履薄冰，作啥像啥，举止从容，随机应变， 自圆其说，时防意外，要营三窟。这段话被王幼平概括为“三十六字诀”牢牢印在心中，并在实际工作中注意运用，很快打开了局面。

战争年代的这段交往，两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解放后，他们在偶尔的闲遐中拉家常时，还常常谈起这段生活，谈到长征、谈到瓦窑堡、谈到西安事变、谈到在陕北窑洞渡过的日日夜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