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次会谈 折冲尊俎

1937 年 2 月初，潘汉年带南京政府谈判代表之一的张冲重返西安，介绍他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见面，商谈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这次引荐为两党举行西安谈判铺平了道路。

1937 年 2 月 11 日，国共在西安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会谈历时一月，其间， 国民党方面主谈者张冲带着蒋介石的意见，与周恩来朝夕相处，频繁接触， 这时，国民党内有人放出口风：“淮南过于冒险，这样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 如果做得不好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张冲闻知后坦然处之，他说：“调查科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则兴，不合则亡。年年围剿，节节失利；强邻虎视，外债高筑；民不聊生，国将不国。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 在所不计。”会谈最初较为顺利，达成了一些协议。张冲还向周恩来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当即电告中央请示。

这年 4 月中旬，蒋经国从莫斯科抵达上海，毛泽东、周恩来派李克农同

张冲到上海见蒋经国，希望蒋经国以民主思想影响蒋介石。（此事结果至今不详）而西安会谈虽然因为顽固派的阻梗而未取得理想结果，但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描述的那佯：“总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张冲将军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来谈判的结果，在四、五、六月里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经济封锁取消了，红军和外界建立了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 双方悄悄地恢复了交通联系。在边界上，红星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象征性地交叉挂在一起。”

由于西安会谈收获不大，中共认为有必要与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国共双方商定在杭州再次举行会谈。于是，1937 年 3 月下旬，周恩来由西安飞抵上海，在潘汉年陪同下从沪抵抗，同蒋介石直接会谈。会谈前一天，周恩来在上海已先同宋美龄、宋子文等会晤，并通过宋美龄将中共意见先交给蒋介石。西湖会谈事关重大而又极其机密，谈判地点便选择在西湖烟霞山那“一角夕阳藏古洞，四围岚翠遥接村”的烟霞洞。会谈开始，双方略事寒暄，周恩来就单刀直入，提出中共的建议，表示了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而蒋介石也显得很爽快，同意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提出要中共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而是与他个人合作，并称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具体问题都是小节，容易解决。很显然，蒋介石的目的在于取消中共的独立性，把中共合并于国民党。周恩来机敏过人，早已洞悉蒋的用心。他据理反驳，力陈我党的主张。双方你来我柱，进行了艰苦的谈判。被誉为“谈判圣手，外交长才”的周恩来和潘汉年在会谈中有理、有利、有节，而蒋介石和助手张冲看来似乎理亏而谈不过对方，终于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搞个共同纲领规范两党行动的建议，并商定由周恩来回陕北起草这个纲领。中共中央对首次国共最高级正式会谈所取得的结果表示满意，认为“结果尚好”。“西湖会谈”，张冲做了许多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加深了他与中共的谅解与友谊。周恩来为表诚意，特地与张冲在下榻的别墅前单独合影，留下了此次西湖会谈唯一的纪念物。

此后，国共代表又二上庐山，终至南京。双方自 1937 年 2 月到 1937 年

9 月，共举行了 5 次正式谈判，历时 7 个月，（其中周恩来与张冲进行过几十次会晤磋商与正式会谈）终于扫除重重障碍，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作为自始至终全过程参加这场历史性谈判的国共两党代表周恩来和张冲，前者充分展现了政治家的杰出才能和外交家的非凡天赋；而后者也积极参与， 热心投入。对此，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后调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 解放后回归祖国，曾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的贺耀祖对张冲的评价说：“他洞然于民族的危机，抗战的需要应取得之途径。在辅助总裁从事内部团结工作，在南京、陕北间曾多次作善意的努力。”后来，周恩来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中这样回顾道：“我识淮南先生虽在西安事变之后，但淮南先生奔走两党团结却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临潼变作，淮南先生亦被羁留近两旬，我于事后知之，以不及谋面为憾。事平，先生复入陕，遂得相见。为商两党团结事，几朝夕往返，达三四月。彼时，甚至以后， 参与其事者固不仅先生一人，唯先生为能始终其事。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

在这段谈判时期，有一件事对张冲的思想影响很大。那是 1937 年 5 月下旬，由张冲出面与中共牵线搭桥而组成的国民党考察团访问延安。张冲随团

参观考察了延安的机关、学校、工厂。毛泽东也在一周内四次会见考察团成员，阐述中共的方针政策。延安军民在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下所表现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满腔热忱的敬业态度，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都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使得久居都市、沉浮宦海的张冲为之耳目一新。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与他的几次长谈，气氛友好，关系融洽， 中共领袖情真意切，光明磊落，使张冲深受教益，切身体验到中共为国为民的殷殷诚意；而周恩来豁达大度，不咎既往，不记个人怨仇的博大胸怀，更使张冲十分感佩。事后，他悄悄告诉好友：“中国不会亡，民族大有希望， 人民大有希望，这是我去陕北后亲自领略到的。”这说明，他的思想、感情与顽固派已有了明显差异。张冲此次延安之行，还与中共建立了秘密的电台联系。此前西湖会谈时，蒋介石就已将一部密码交与周恩来带回陕北，以供两党联络之需。

张冲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后，亲自布置中统香铺营电台与延安定时联络，沟通信息。凡有陕北来电，张冲必守着译电员译好，随即拿去面交蒋介石。蒋介石有什么答复，口授要点后，他当即拟成电文，待蒋点头认可， 立刻赶到香铺营电台，守着译电员译码，等到报务员发完后才放心离开。一天夜里，张冲拿来蒋介石给毛泽东、周恩来的回电交给译电员潘眠石后，因身体不适离去。谁知电报只发了一半，译电员就去睡觉了。次日清晨，张冲到电台一看，大惊失色，狠狠地训斥：“你们知不知道这电报关系着抗日救国的大事？关系着民族存亡的大事！并且，这是蒋委员长亲自字斟句酌修改好的要电，如果不给我即刻发出去，我要找你们算帐！”电讯人员看到平时和颜悦色的张冲如此声色俱厉，感到问题严重，马上用多部发报机一齐呼叫陕北，叫不应也把电文发了出去。一小时、二小时、半天、一天⋯⋯直到第三天早晨，延安才突然答应呼叫：“你们发的‘盲电’都收到了，当即送给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昨天因为我们的发报机发生故障，只能收报，不能发报，所以无法答应你们的呼叫。”至此，张冲才如释重负，向电讯人员拱手道：“你们辛苦了！”带着笑意离开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