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一年多，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他接触了新思潮。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的实践，促进了他思想的转变，他开始用一种新的目光来观察中国和世界问题。周恩来对于南开教育，对于张伯苓校长虽然一如既往热爱和敬重，但新的觉悟也使他有了新的认识，他不赞成张伯苓当时为办南开大学向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如曹汝霖、梁士诒、周自齐辈陪笑乞援，反对拉曹汝霖、杨以德之流充任校董，1919 年 5 月他在给南开留日同学会的信中公开批评张伯苓的上述作法，说“校长近来人心大变，总是拿中国式政治手腕办教育。”他还公开批评南开教育的弊端。他对张伯苓说：“从中学二年级起，耳朵里不大听中国话了。除开国文还有一个先生讲中国话外，英文、代数、三角、几何、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都是用英文教，用英国的教本，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科学的术语，要我说成中国名字，我还说不出来。把一个青年搞成这个样，还有什么办法跟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呢？”张伯苓通过对美国教育的考察、研究，也深深感到南开教育需要革新。他积极创办大学也意在摸索中国教育的道路。1919 年 9

月南开大学成立，张伯苓准予周恩来免试入文科学习（学号 62 号）。张伯苓提出，教育目的不能仅在个人，在谋社会进步。教育要尚实勿虚，联系实际， 注重科学教育，“按科学方法教之作事”。他亲自拟定改革草案和宣言书。12 月，张伯苓委托周恩来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师生宣布改革大纲。这是张伯苓对周恩来的最大信任，也是周恩来对张伯苓办教育的有力支持。

但是，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深入发展的革命斗争，周恩来没有来得及协助校长开展具体工作。1920 年 1 月 29 日，为反对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 以及要求人民言论结社等权利，周恩来带领南开等校三千余名学生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被反动当局无理逮捕。这年春节张伯苓去警察厅看望周恩来和南开其他被捕同学。周恩来领导被捕代表在狱中展开斗争。7 月 17 日反动当局被迫释放周恩来等人。

6 月 8 日他在给李愚如的诗中写道：“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诗的附言中也说：“别了！三个月后，或者能见着，希望了。”周恩来出狱后，校董严范孙决定以南开设置的“范孙奖学金”派遣学生出国深造。对于派谁出国，严老先生和张伯苓校长作了商量，他们都同意周恩来和李福景两人，随后张伯苓还通知其他校董和有关人士（通知内附有出国留学生条件），都一致认为周、李符合条件。周恩来第一年的用款是

以支票交给本人带去的（他曾丢失支票，后来挂失，又领到），以后三年每学期领一次。旅欧勤工俭学，开辟了周恩来的革命道路。严范孙的经济支持， 张伯苓的热情关怀，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