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 年），人民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早年留学美国。1916 年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一二九运动后，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1944 年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同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作坚持不懈的斗争。其主要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中国大众教育问题》、《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等。

——编者

1938 年 9 月 30 日，陶行知在遍访欧美二十八个国家后返抵香港。次日与邓颖超、任光同船回到武汉。稍作安顿后，10 月 5 日即去拜会周恩来。

周恩来向陶行知详细地介绍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的情况，特别介绍了陕北军民在毛泽东领导下，坚持抗战，坚持生产自救，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陶行知听后兴奋不已，在这一天的“备忘录”上写下了“与周先生谈病”六个字。

陶行知得知，有成千上万的孩子从敌占区流亡到重庆，心里十分焦急， 决心去重庆抢救这些孩子。1939 年 7 月 20 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一些进步人士支持下，育才学校正式成立。办学宗旨很明确——为抗日战争培养小战士；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校内采用新的教学体制，在初中阶段就分组学习，共分音乐、戏剧、文学、绘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组。经周恩来、吴玉章等安排，李鹏也进了育才学校学习，分在社会科学组。

1940 年 9 月的一天，周恩来、邓颖超等来到北碚草街子古圣寺参观育才学校。陶行知正好外出，马副校长带领学生们热情接待了周恩来夫妇。周恩来来到陶行知居住的茅屋“逸少斋”，学生们用大瓦壶倒了一碗白开水给他喝，他端着那个大粗碗笑了，说：“你们过的生活和我们在延安差不多哩。” 吃午饭时，我们摆出六菜一汤，周恩来说太浪费了，要求和师生们一起吃， 经再三推让，减去两个菜，他才勉强吃了。

第二天，周恩来向全校师生讲话。他说：“小朋友，你们真幸福啊。我在你们这样大时，背后还有一根大辫子。我们费了多少劲才找到了革命的真理。你们现在好了，不用绕这个大圈子了。你们要好好学习啊！”他又说： “有的小朋友问我，中国革命什么时候才能成功？这个，我们这些人不一定能看到了，可是你们一定能够看到！一定！要说时间，我看大约还需要四十年！”

四十年，我们都觉得太长了。但是周恩来那坚定的信念深深感动了我们， 大家都决心用自己的努力让胜利早一天到来。

散会以后，不少同学拿着笔记本和笔，请周恩来签名。周恩来在绘画组伍必端和戏剧组赵国英等同学的本子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一代胜似一代

周恩来

回到重庆后，周恩来派人给陶行知送来四百元钱，说是捐给育才学校添置运动器具。

这一年冬天，学校党组织准备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报告工作。在总结会

上，有位老师思想过左，发言伤害了不少老师。陶行知十分气愤，表示：“如果闹分裂，我首先离开！”这事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明确指示：“要改选支部。支部在那里首先要搞好团结，要帮助陶先生把育才学校办好。如果共产党员在那里闹不团结，那首先找支部书记！”他当即决定把原来的支部书记调开，另由戴伯韬去接管、整顿这个支部。

1941 年皖南事变后，局势急剧恶化，育才学校也面临危机。周恩来放心不下，在一天傍晚悄悄来到“逸少斋”，把所有共产党员老师都召集到一起， 整整谈了一夜。他详细分析了当时的险恶形势，嘱咐大家沉着应变，并说万一情况危急，学校可以租大木船往川北方向撤退，保存党的实力。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陶行知经常和夫人吴树琴一起去曾家岩“周公馆” 面见周恩来。归途，陶行知兴奋地说：

去时腹中空，回来力无穷！

周恩来不仅在政治上关心陶行知，生活上也是关怀备至。陶行知身上穿的一件用延安毛线织成的毛衣，就是周恩来特地送来的。一次我去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正遇上陶行知先生。他穿着一身新的呢制服，站在冬日的阳光下，开心地笑着。原来，这是毛主席送给他的，是用延安织的呢子做成的。但这身制服他只穿了这么一次，以后再也没有穿过，因为它太引人注意了， 当时在重庆只有陆定一等中共领导人才穿它。

1946 年 1 月 10 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为叶挺将军出狱，在红岩举行欢迎会。育才学校音乐组师生应邀出席并表演节目。会后周恩来对同学们说： “这次国共和谈后，可望召开政协会议。以后联合政府成立时，教育部长就是你们的校长陶行知了⋯⋯你们的校长做了大官，你们当中说不定也有人做小官。”

大家嘿嘿笑起来。周恩来又说：“希望你们将来做了小官，也不要忘记做小先生，不要忘记为人民服务！”

最后这句话，周恩来说得有几分激动，它马上被掌声所淹没。这是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教导啊！

几天后，重庆社会大学成立，校长陶行知，副校长李公朴。开学典礼上， 周恩来应邀讲话。他说：“常常有人问我，解放区该怎么办教育。我说，你们看了陶行知先生怎样办教育，就明白了。”对于历尽艰辛、不断奋进的陶行知来说，这是多么可贵的鼓励与支持！

这一年 4 月 11 日，陶行知离开奋斗了七年的重庆，乘飞机去南京。不久， 周恩来也来到南京，陶行知夫妇专程去梅园看望。周恩来畅谈对当时政治形势和发展前途的看法，然后问起育才学校的情况。陶行知告诉周恩来，育才学校正准备迁往上海。临别，周恩来特地叮嘱陶行知注意身后的“尾巴”， 陶行知这才注意到，在梅园周围果然有那么一些伪装成修鞋匠的不三不四的人。

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暗杀。陶行知悲愤地说：“我等着第三枪！”他加紧工作，并给育才师生留下遗嘱，再三告诫，一定要做到“威武不能屈”！

1946 年 7 月 25 日上午，陶行知突发脑溢血，病情危急，陆治立即打电话向位于上海马思南路的周公馆报告。待周恩来、邓颖超赶到时，陶行知已

停止了呼吸。周恩来俯身拉起陶先生的手，含着热泪说：“陶先生放心地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和后继者们坚持下去的。我们要以争取全面、永久的和平，并实现民主来告慰你。朋友们都会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息。陶先生，你放心去吧。”

周恩来并立即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

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

假如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

在电文最后，周恩来还写上这样一句话：“请中央将南京新华社关于陶先生逝世的报道广播全国。”

当天，毛泽东、朱德和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都给陶行知先生的家属发来了唁电。延安举行集会追悼陶行知， 毛泽东为追悼会题词：

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陶行知先生辞世后，周恩来与陶行知的交往并没有中止——他仍在关心着育才学校。

1949 年初，三大战役结束，全国已到革命胜利前夜。因重庆尚未解放， 育才学校经济上遇到了很大困难。这时，校长孙铭勋找到我说，香港有人给育才捐了一笔钱，叫我陪他一起进城去取。

在下半城一个电料行内，我远远看到孙校长在和那位经理“咬耳朵”， 随后孙拿出一个白布袋，经理便往里面装银元。

归途，孙校长压不住内心的激动，悄悄对我说：“有八百块哩！”我当然不便问是谁捐的。直到解放后孙铭勋才告诉我，那笔钱，是周恩来托人从香港汇来的。它包含的不仅是周恩来对育才学校的支持，同时也是对陶行知未竟事业的支持。

（郭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