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夏衍被关押八年零七个月，周恩来多次营救 而未能如愿。

夏衍是在 1966 年 12 月中旬被“四人帮”秘密逮捕的。先是拘押在“群众专政”的监管所，后来送到秦城监狱，先后并八年零七个月。

那年 12 月的一无傍晚，一伙着军装但没有标徽的年轻人，突然闯进夏衍的家。夏衍镇静地说：“请出示证件，你们是代表哪个执法机关？”这批不伦不类、非军非警的造反派武装人员狺狺地说：“少噜！走吧！”

夏衍心里在盘算：如果此行不会很快被害死，就要准备坐牢。但他身无分文，在盥洗室对女儿沈宁说：“给我一点钱。”被监视

着的沈宁无法出去筹钱，只能把口袋里仅有的 5 元多零钱给他说： “等您有了确实地址，我会送去的。”

夏衍苦笑了一下，对儿子沈旦华说：“你和姐姐要照顾好妈妈。”他深知，此去容易归来难。然后，泰然地跨出房来，默默地向缠着他脚的心爱的花猫告别，并向屋子和庭园流连地望了一眼，来不及也不忍向妻子蔡叔馨告别。这位 66 岁的老人，40 年来一次又一次地躲过国民党特务、日本宪兵的追捕，哪里想到，今天竟被自己的政权机关秘密逮捕了。

夏衍被捕多日后，周恩来才辗转从身边工作人员的报告中得知。他立即让秘书向有关部门查问，结果都推说不知道。当时负责公安的谢富治诡谲地说：“现在造反组织抓人、关人是常事，公安部门没有线索，也难查。”“中

央文革小组”的一帮人更轻描淡写地说：“黑线和黑帮人物，正是批斗的主要对象嘛！谁都可以抓走的。”还有一些当时貌似公正却心怀叵测的人说： “是金子还是蜡，烧一烧也能有个分晓，您别管了。”周恩来生气地说：“对这样的干部随便就抓，不作个交待怎么行！”

早在 1966 年夏天，当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冲击一些知名人士时，周恩来就拟定了一个需要保护的名单呈送毛主席，秋天，经毛主席批准后下达。但很快又被“造反有理”的口号冲破了，以至国家主席遭武力批斗，田汉、老舍等惨死。这时残酷的批斗已无法制止，周恩来同志干脆以“监护待查”的名义，把一些重要人物保护起来。但对象夏衍这样的干部还来不及提出保护。何况突然“失踪”的人日益增多，一时都很难找到。

其实，夏衍是被谢富治手下的公检法造反组织，会同文艺界的红卫兵抓走的。起先关在秘密拘留所，在不断的残酷刑讯中，夏衍右腿足踝以上被打断。夏衍的生命力很强，在受了许多内外伤，基本上不给治疗的情况下，居然自己逐渐恢复。但右腿因萎缩而短了一截，成了终身残废。尽管这样他终于还是活了下来。

酷刑审讯是硬要逼夏衍招认在上海时曾打击过一位“女影星”。夏衍心里很清楚，这是在逼他讲出江青——即蓝苹的名字。他矢口否认有什么受打击的女影星。他知道，为了避免“炮打”之嫌，这批爪牙们自己口中决不会说出“蓝苹”两个字。这样的捉迷藏，打手们也无计可施，只能在肉体上摧残夏衍。当夏衍被折磨得惨不忍睹时，他们又让医生来给他治伤。来的是一位军医。他一见夏衍的惨状，失声说：“怎么弄成这副样子！如果真是罪大恶极，就可以枪毙，为什么要用酷刑！”这种不加掩饰的愤懑之声，在这样的场合是少有的。

夏衍吃力地睁开眼睛，昏花中看到这位军医神情严肃，而治疗中手脚又是那样轻捷。几次治疗后，夏衍认定这是一位有正义感、可以信赖的医生。一次他欲言又止地喊了声：“医生⋯⋯！”医生以低沉的声音问道：“你想让我办点事吗？”他见夏衍言语支吾，就干脆说：“要信不过我，你就别说了。”夏衍答道：“我是怕连累你。”“没有什么连累的，办不成，就不办。”夏衍神情严肃地说：“我想给一个人带个信，让他知道我在这里。”“送给谁？”夏衍没有说出名字，但是医生会意了：“好，我知道了，你快写。”夏衍吃力地在纸上写了几行字，但是没有写收信人名字。医生收起信，

临走时留下一句话：“要耐心。”

这位医生是总参医院的，还曾一度当过康生的保健医生，但是他看不惯康生这伙人的卑鄙伎俩。出于义愤，他冒着危险，把信送到京西宾馆交给周总理联络员之后，一言不发地走了。不知是此行被人窥见，还是其它原因， 他再也没有被派给夏衍治病，而夏衍也始终不知道那封信的下落。

其实，信很快转到周恩来手上，他当即要求谢富治放人。谢富治说这是江青和康生直接搞的，他这个公安部长“管不了”。

有一天，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际，正好江青走进来。周恩来就当着毛泽东的面，对江青说：“夏衍被打断了腿，应让他先回家治疗。”江青故作惊讶地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呢？”说到释放夏衍的事，江青又喟然感叹说：“总理呀，你的心太好了。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要革这批文化界头面人物的命嘛！运动方兴未艾，都把他们放了，我们还批判什么？”然后又露出马脚，说：“据我了解，他的腿早接上了，绝无生命危险！”说完，

扬长而去。周恩来陷入沉思中。而毛泽东似乎也在沉思，直到周恩来起身告辞，毛泽东始终没有说话。

此后，江青伙同谢富治，匆忙给夏衍等一批人定了莫须有的罪名，经林彪表态，押解到秦城监狱。从此，夏衍就作为正式“政治犯”被关押了。

周恩来很快打听到夏衍等人关在秦城，派人就近保护，以免被他们暗中谋害。到了正式的监狱，倒使夏衍从“活材料”变成“死老虎”，再没有人去刑讯逼供了。他在监狱里独自孤寂地坐着。先是为了反复交待历史，不得不对逝去的岁月一遍又一遍地回忆。后来索性对过去进行全面地回顾，往事却格外清晰起来，以至在他 80 岁后出版回忆录《懒寻旧梦录》时，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那本回忆录不仅纠正了一些人的失误和讹传，也让广大读者比较真实地看到了那半个多世纪的文化和社会的历史（当然就他自己来说，并不认为是绝对精确的，或还有讹误，有待补正）。

夏衍被关押了八年零七个月，才被假释回家。这中间，周恩来几次提出释放夏衍等一大批同志的问题，江青和康生一伙总是多方阻挠，迟迟不放。直到 1975 年冬天，周恩来癌症全面扩散，毛泽东要人转告，希望他在生前就国家大事提出一些意见时，周恩来又提出了：应该关心那些跟党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包括至今尚在关押没有作出结论的人，应该尽快恢复他们的政治生命，年老病残的应该允许他们先回家。这样，夏衍才被假释回家。但是规定他不能随便外出，更不许离开北京市区。他家所在的南竹竿巷里委会的造反组织仍接到通知，要对夏衍进行监视，不许他“乱说乱动”。

夏衍回到家里，病中的妻子和子女们为他收拾好那间狭窄但又洁净的小屋。心爱的花猫在他被捕后早被送走，现在竟然奇迹般地回到老主人身旁， 但是不久又安然地躺在夏衍脚旁死了。

夏衍回家不久，李一氓和廖承志等来探望他。廖承志还带来周恩来对他的慰问。“肥仔（廖承志的绰号），你见到胡公吗？他身体是不是好些了？” 夏衍问。廖承志答道：“他的病不会很快好，但是精神还不错，他要我向你问候。他要你安心养身体，这是他再三嘱咐的。”

“谢谢他了！”夏衍胸头涌起一股热流。他深知，周恩来不仅病重住院， 并且“批林批孔”开始不久，也开始在报上不点名地挨批判了。

周恩来听廖承志汇报了见到夏衍的情况，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好！只要人还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