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张伯苓晚年，曾经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替蒋介石“跑龙套”（张伯苓语）。但不久他又审时度势，毅然拒绝蒋介石的多次“催请”，不去台湾，走上顺平时代潮流的光明道路，张伯苓的这一明智抉择，是他激烈思想斗争的结果。其中也包含着友好同学的开导、帮助。周恩来在张伯苓这一决定性转变中曾经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这是鲜为人知的。

1948 年冬，张伯苓离开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的时候，国内军事形势进

入一个新的转折点。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解放。不久，北平和平解放。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特殊功劳的傅作义将军是张伯苓的老朋友，他十分担心张伯苓在重庆的安全。有一天，傅作义找到张伯苓长子张希陆教授商谈此事。张希陆对傅作义说，此事最好告诉周恩来副主席。不久，傅作义给张希陆来电话：“我刚从周副主席那里回来，请你来一趟。”张希陆到达后，傅作义对张希陆说：“你想的很对。周副主席告诉我，现在要想办法透消息给张校长不让他去台湾。”当时中罕银行总经理孙先生正在北京，他要到香港去， 便请他到港后找金城银行南京行经理王恩东。王恩东是张伯苓的学生，让他想法透消息到重庆，说“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上学时使用的笔名）果然不久，张伯苓收到香港寄来的“无名士”的信，得到上述信息。他知道这是周恩来对他的关照和爱护，顿觉豁然，使他最后下定决心，婉言拒绝了蒋介石、蒋经国，从而掀开了晚年历史的新篇章。

张伯苓从重庆回到北方，也是在周恩来关怀帮助下实现的。当周恩来听了傅作义报告的“张伯苓没有走，希望北归”的消息后，很高兴。他请邓小平给予协助，并给重庆军管会打了电报同意张伯苓北归。重庆军管会立即通知了张伯苓先生。1950 年 5 月 3 日，重庆南开中学全体教职工欢送张校长北归，合影留念。喻传鉴等到机场送行。一架货机载着张伯苓夫妇腾空而起， 向着首都北京飞去。

在北京，有关部门按着周恩来的指示做好了接待张伯苓准备，政务院接待室将飞机到达时间通知了张伯苓的家属。下午，政务院提前派汽车到达机场。周恩来派了秘书何谦等前去机场迎接。傅作义先生也赶到机场，随车还为张伯苓带了汽水。张伯苓下飞机后，政务院汽车把他们送到傅作义宅，还没坐定，周恩来就匆匆赶来。周恩来问候校长和师母在重庆的生活，共同回忆了在山城过去的种种情景，甚至谈到在张家与吴国桢的辩论。周总理笑着说：“校长，您看老同学唱对台戏很有意思吗？”张伯苓笑了。

张伯苓在北京生活了四个多月。其间傅作义、竺可桢、陶孟和、吴有训常去聚谈。南开大学秘书长黄子坚先生从天津到北京，每周一次必到张伯苓处看望。周恩来也常去。秋天，张伯苓想回天津，临行前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为张伯苓饯行，并有潘世伦、李福景、吴勤以及张希陆作陪。张伯苓那天还带去了严范孙先生的照片。因为在重庆时，周恩来多次问校长有无严的照片。周恩来看着照片深情地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周恩来说得很有感情，在座的人都很感动。饭后，周恩来关切地问张校长回天津还有什么困难。张希陆答道，就怕校长回天津有人不理解。周恩来当即回答，我写信给天津，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后来周恩来让秘书写了信）。张伯苓到天津后，天津市长黄敬（俞启威，南开学生）对他给予关照。为此，张伯苓还坐三轮车到

市府表示感谢。

以上可以看出，张伯苓从重庆北归后，周恩来对张伯苓关怀备至，并没有对他晚年的一些作为有所批评，而是热情期待他的自我认识，耐心等待他的彻底转变，对他寄予很大希望。关于这一点，周总理早在 1951 年 9 月 29 日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报告会上就谈过。他说，我和张伯苓先生总算是师生关系了，彼此了解，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过什么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坏，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话，一个是我们的对外政策，一个是清除贪官，经济建设。但是我没有让他写点什么东西。我觉得一个人要等他自觉地认识才最有力量。就是因为这样一耽搁，他就年老病故了。临死前他写了一个遗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因为他是我的老师，尤其因为我们在重庆时常常吵架（为蒋介石不知吵了多少次。他曾经是很迷信蒋介石的。他由重庆回来以后才说他错了）。所以，我不想勉强他。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我更早提醒他一下，他可能多表现一点，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为什么采取那样态度呢？就是因为我们是新中国，不采取勉强的办法。

1951 年 2 月 23 日张伯苓去世后，周恩来一听到消息马上赶到天津，到张宅吊唁。他先向张校长遗体行礼默哀，又到对面屋看望了张师母，问了后事安排，然后又到客厅同校友见面说：

“很遗憾没有早点来，没能见到张校长。本来他身体一直很好，从四川回来想让他多休息一下，再作安排，没想到突然故去了。”

“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 有功于人民的。”周恩来还说，我们共产党对好的就承认是好的，但不掩盖他不好的地方，对不好就说他不好，但他有好的地方也不能一概勾销。张校长办教育这么多年，确实是有贡献的。周恩来对张伯苓的正确评价，使在场的老校友心里佩服，很受感动。

当时还由周恩来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周恩来送了花圈，上写“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张伯苓的追悼会在南开女中举行，黄子坚致悼词。

张伯苓去世后，周恩来仍关心张伯苓家属的生活。1961 年困难时期，他把自己的高干购物证送给张伯苓夫人，还送给五百元钱，并嘱天津市政府有关部门多加关照，直到这年冬王夫人去世。

一个教育家，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他们近 40 年的交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也是南开教育史上弥足珍贵的篇章。

（梁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