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章文晋一家四代

周恩来总理与我家人的交往始于我的父亲章以吴。民国初年，家父与周恩来同是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父亲年长一岁。那时，话剧刚刚传入中国，人们管它叫“文明戏”，很时髦。学校里成立了剧团，父亲和周恩来都是积极分子，常常一道排演。那时演戏还不兴男女同台，听说在一出戏中，最初是由我父亲饰女主角，后来家中要他回去完婚，就由周恩来接替了他的角色。大抵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以后他们虽然二，三十年没有什么来往，但周恩来对我父亲一直留有较深的印象。

父亲大半生在金融界做事，与政治无涉，但思想颇开明。抗战期间，父亲辗转来到重庆，曾去八路军办事处拜访恩来同志。据我父亲后来提起，谈话间说到各自家人的情况，他曾向恩来同志表示，希望把我调到办事处工作，当一名公开的共产党人。不过事实上，我从昆明调到重庆与此事并无直接联系。1944 年下半年，南方局决定把我们一批从西南联大毕业的党员撤退到延安。途经重庆时，因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正需要外语干部，所以就把我留下了。抗战结束后，长期为周恩来作翻译的龚澎同志另有所任，由我接替她的工作。此后，从重庆至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撤回延安，我一直在周恩来身边任翻译兼秘书。

解放初期，父亲自愿放弃了在上海金城银行的高级职务到宁夏平凉人民银行做一名普通职员。按当时的政策，这就是参加了革命工作，可以享受二十七级也就是最低一级的干部待遇。1956 年，因精减机构，父亲和我继母一起退职返回北京。那时，他们结婚不久。我继母的前夫曾定夫大夫是周恩来的故友，在重庆时

曾为恩来同志的父亲周老先生看过病，所以我继母也认识恩来同志。大约在 1958 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周总理遇到他们二人，听说他们结为伉俪很是高兴。他打趣地说：“你们两人非常般配，能结合到一起是个大好事。不过，我可没有喝上你们的喜酒，你

们哪一位愿意请我吃顿饭啊？”听了周总理的话，我父母都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们心想：“你是一国的总理，我们怎么好请你呢。”恩来同志见他们都不说话，便笑着说：“那么还是由我来做东吧。”几天后的一个星期日，周总理邀请我们全家去西花厅吃饭。席间，总理问起我父母的生活情况，是否还有收入。我继母说：“现在我给一家储蓄所作代理，有一点补贴，每月二十五块钱，大体还应付得过来。”总理听罢连声说：“那不够，那不够。我还是让负责这些事的同志们想想办法吧。”不久以后，中央文史馆就吸收我父亲作了馆员。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们生活得都很安定。时至今日，每逢提及此事，我继母仍感慨不已。

总理对我的大家庭非常了解。我的外祖父朱启铃先生是中国现代市政建设的创始人之一。清末民初，他对北京市政机构的建立和最早的交通管理花费过不少心血，还筹划了北戴河海滨避暑地的开发。朱老先生的才干当时颇受袁世凯器重，南北议和时出任过北方总代表，后来又作过北洋政府内务总长。那时，青年周恩来曾发表文章抨击他。袁世凯称帝失败以后，朱老先生离开仕途，转而专心做学问，在古建筑、漆器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我祖父章一山与朱老先生是至交，两家很早就为子女订下亲事。所以父亲从小在朱家度过的时光远多于章家。我少年时赴德留学的经费亦是由朱老先生提供的。

解放前夕，朱老先生因为对共产党不甚了解，怕受往事牵累，从生活了几十年的北京移居到上海。

进城后不久，周总理听说我们夫妇准备到上海探望父母，特地把我和张颖叫去，托付说：“朱启铃先生是个实业家、建筑学家。他可以为新中国服务。请你们转告他，人民政府欢迎他回到北京来。”总理还特别嘱咐：对老先生不能只讲大道理，不能勉强。要通过你们的言行取得老先生的信任，让他看到，共产党人通情达理，使他自愿、高兴地回到北京来。到上海以后，我们遵照总理的指示，多次去老人处请安问候，向他转达了周总理的邀请。不久，朱老先生就返回北京，还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以后，他对北京的市政建设和古建筑的保护提出过不少宝贵意见。

60 年代初，朱老先生是全国政协年事最高的一位。有一年，在政协举行的为老年人祝寿的招待会上，周总理亲自为朱启钤先生敬酒，祝他长寿。几天后，周总理和邓大姐又专程来到朱老家中，与他全家人见面，照像留念。这天，总理夫妇也和我父亲一家照了一张合影。后来，“文革”期间，“造反派”批判我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一定要我拿出一张全家的照片。我确实没有别的照片，只好把这张交了上去。结果，他们说我是拿周总理作挡箭牌，把照片退了回来。回想起来，真是非常可笑。

有一次，总理前来探望朱老先生。谈话中，我外祖父忽然非常严肃地提出：“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人不讲究生死之道，但我是个老人，和你们不一样。身后我是要去北戴河的。这不违反你们的规矩吧？”周总理知道朱家有片墓地在北戴河，老人希望辞世之后能与夫人合葬。他点头表示同意，并说：“当然可以。这种事情我们历来尊重本人的意愿。”听了总理的话，朱老先生还是不放心，又提出：“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大事，空口无凭，请你立字为据。” 此言一出，总理笑了。望着在座的儿孙辈，他宽慰老人说：“我的话你还信不过，那还有你的儿孙在旁为证嘛。”

对于周总理的种种关怀，老人内心十分感激。他曾对我说：“未料到脱离政坛近四十年，晚年竟与共产党领导人有知遇之恩。”

1963 年，朱启钤先生过世。周总理派了一名负责干部来协助办理丧事，并特地请铁路部门考虑如何运送棺木。后来，可能是因运输有困难以及其他一些原因：经与朱老先生儿女认真商议后，还是将棺木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了。

在我朱家的亲属中，六姨夫张学铭先生也是深受周总理关怀的一位。他是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天津刚解放时，他因曾在旧政府任公安局长而被军管会定为管制分子，被监督审查。那时，我正好在天津外事处工作。一天，六姨朱洛筠来找我，表示很为张学铭担心。我只能向她解释，共产党历来实事求是，主张治病救人，要她放心。

大概在 1949 年秋冬之际，周总理恰好与负责统战工作的徐冰同志一起到天津来。在市里举行的联欢会上，徐冰同志遇到我，就询问我在天津亲属们的情况。正当我们谈到张学铭的问题时，周总理也走了过来。我向他们汇报，张学铭受管制心里不服，强调他本人并没做过坏事。总理听后说：“要知过、要改才好。不过，不看僧面看佛面，他兄长是有功之人嘛。而且我听说，这位张二爷倒真是个公子哥儿，当官也不管事吧。”说罢，他就把市公安局长许建国同志找来，问明情况，立即决定解除对张学铭的管制，还要我向姨母朱洛筠转达他的问候。

不久，张学铭先生被安排进入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经过一段学习之后，他又回到天津工作，还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他此后对政治活动和政治学习颇为积极，逢人便说还是共产党的办法好。六姨朱洛筠多次对我说，张二爷只是在解放后才过上了一个真正的独立的人的生活。张先生晚年也为国家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文革”期间，总理还特别关照有关方面保护他们夫妇。

1973 年春，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临行前夕，总理说：“早就答应见一见你们全家人，现在你们夫妇就要离开了，趁孩子们都从外地回来送你们，也让他们一起来见一面吧。”其实，那几年，我经常与外交部的其他同志一起到总理那里汇报情况、研究工作、陪见外宾。我们夫妇见到总理的机会是比较多的。当时，我们都能感到国内的政治气氛很不正常，也知道“四人帮”正企图插手外交部的工作，打着“反对投降主义”的旗号开始整周总理，想切断他与外交部的联系。知情人都了解，我的任命并非完全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总理从繁忙的公务的间歇中抽空约见我们全家，这多少使我感到意外和不安。不过，直到他逝世之后，我才知道，在前一年的一次例行体检中他被发现患了癌症。他约见我们全家人时已自知将不久于人世。

会面是在 8 月初一个星期日的傍晚。天气闷热。我们抵达西花厅时，邓大姐在门口迎接了我们。她说总理还在开会，要等一会儿才能回来。大姐看着我们的四个孩子，一眼就认出了我们的大儿子百家。

在我们的孩子中，总理和大姐对百家最熟悉。百家是 1948 年初从延安撤退后东渡黄河时出生的，身体很弱，刚满月又随我们从黄河边向西柏坡转移。行至三交县，驮着孩子和行李的毛驴从一座独木桥上掉到河里。驮子顺流而下冲出几百米，幸好被河心的一块大石头挡住，孩子才算捡了一条性命。等我们把小孩救上来，收拾停当，部队早已走远了，我们只好暂时在三交住下。这时，周恩来同志恰好随总部机关到达三交。听说我们的情况，就带着发给他的奶粉和一些营养品来看望孩子。他嘱咐我们等孩子好些再随后续部队前进。几个月后，我们一家三口平安抵达西柏坡。邓大姐听到了我们路上的艰难情景，就说：“过去小孩子生下来要穿百纳衣，这孩子是一路吃百家饭长大的，就取名叫‘百家’吧！”1949 年，我们随解放军进入天津。年底，周总理从那里路过，特意让人把张颖和百家接去。那时，百家已快两岁了，长得挺结实，还有些调皮。当着总理的面，妈妈让他唱个歌，他不肯，自报奋勇要表演翻跟头，说完便不顾妈妈的劝阻在地毯上歪歪扭扭地翻个没完。那滑稽可爱的样子逗得总理开怀大笑。他感慨万分地说：“当年那么瘦弱的孩子居然闯过了道道难关，成长得这样好。新生力量真是不可估量啊！”以后，周总理数次在报告中以“小百家”为例，比喻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现在虽然还比较弱小，但一定能战胜重重困难强大起来。

我们等候了大约二十分钟，总理带着满脸倦意回到家中。看到我们，他露出笑容，拍了拍百家的肩膀说：“有十年没见了，已经是个大人了，还当了解放军。”接着，他一一问了每个孩子的情况。我说，您这么忙还抽空见我们，影响您休息了。总理答道：和你们坐在一起聊聊天，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休息了。

落座以后，我们先汇报了去加拿大的准备情况。总理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仔细地询问什么，只是叮嘱我们，现在国内国外情形都很复杂，到了新环境，既要有所作为，又要小心谨慎，多请示多汇报，不能凭老经验办事。

那时，百家是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学员。这个文工团曾多次跟随总理出国访问演出，总理对这个文工团非常了解。他马上问起自己熟悉的那些演员、作曲家、指挥现在是不是还留在团里，近况如何。然后，又说起他最喜欢的歌曲、最喜欢的舞蹈，问现在还唱不唱了、还跳不跳了。兴致所到，总理还对作曲家们的风格做了一番评论，某人的曲子他很欣赏，某人的则不然。评论之后，他又补充说，这只是他作为一个听众的个人喜好，嘱咐百家千万不要把他的评论传出去。谈到这些事情，总理显得挺高兴；但随后，他又不无惆怅地说，现在文艺界的事情他是不好管了。

这次谈话天南海北，并无一定的主题。总理提起民国初年的往事，也说到了“文化大革命”；谈老年人，也谈青年人。我记忆较深的是，总理从我祖父、一个清末翰林的保皇谈到了当时另一个著名的保皇人物杨度，并以其晚年加入共产党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人一生思想是可以有很大变化的。他告诫我的几个孩子，作为青年人千万不要保守，青年人保守了中国就没有希望。总理还说：“文革”开始时有一个口号，叫“敢想、敢说、敢闯”。现在人们已经不怎么敢说了；不过，人的思想总是无法禁锢的，想还是要想的，只是不说罢了。他认为，对青年人还应该提倡敢想敢说，但不能乱闯；青年人做事情要尽可能征得老年人的同意。后来，总理又谈到青年人的恋爱和婚姻，问百家有没有女朋友。然后他说，他主张青年人在谈恋爱时要多交一些朋友，多了解一些不同性格的人，但不要一下子就把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他还说，对青年人的婚事，父母不要搞包办代替、不要干涉太多；但年轻人也要征求父母的意见、尊重父母的意见，老年人的阅历总是更丰富一些。最后，总理又问起我父亲和继母的近况，并说，这次没能请你父母一起来，等你们回来我还要请你们全家来吃饭。

1973 年秋，我们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来华访问。在北京会谈结束之后，总理和特鲁多一起去洛阳龙门石窟参观。我们亦随同前往。那次，总理对我们说，他以前没到过龙门，今后出来走一走的机会恐怕越来越少了。当时，我们真没想到，他的健康状况竟那样糟糕，而他以后的处境竟那样艰难。

1974 年春节，“四人帮”终于打出“批林批孔”的旗号，公开把矛头指

向周总理。是年 6 月，他离开了生活二十多年的西花厅住进医院。我们身在万里之外，听到传来的种种消息真是忧心如焚而又万般无奈，只盼望回国述职之际尚能再见上他一面。哪里想到 1976 年 1 月 8 日晚上，我们从飞机场回到家里，刚刚放下行李，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那让人难以置信的噩耗⋯⋯每当想起多年来追随总理、和他相处相交的往事，总觉得思绪万千而又

无从落笔。大约要倾吐对一个自己最敬重、最熟悉而又最相亲的人的情感总是这等困难吧。这里拉拉杂杂记述的只是总理与我家四代人交往的琐事。这些事我当时并未特别留意，以往也一直犹豫着要不要把它们写出来；因为在总理光辉伟大的一生中，这些事情实在是太小太小了。然而，细细想来，或许正是这类琐事更能反映出周恩来内心中蕴藏着的那种平易深邃而又炽烈的爱，正是这种爱使亿万普通的中国人能永远把他作为一个可亲可敬人而非一个神来怀念。

（章文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