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不断发表翻译作品，引起周恩来的注意，认为他可能是一位条 件很好的文艺工作骨干。

夏衍入党后，最初编入中共上海闸北区委第三街道支部。党小组长是钱杏邨（阿英），同组有孟超、戴平万等。开始在曹家渡和杨树浦一带从事工运工作，用的是真名沈端先。虽然过去他也在一些进步报刊投过稿，在日本就认识了郭沫若，回国后又先后结识了鲁迅、郁达夫和蒋光慈等，更早些时， 他在《浙江潮》上的文章，还曾得到陈独秀的重视，但还只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而和他同一支部的党员钱杏邨、洪灵菲、孟超等都已是作家。后来，经人介绍，主持开明书店的夏丐尊和章锡琛请夏衍翻译日本作家本间久雄的《欧洲文艺思潮》，他就不断翻译了多部著作，还参加了中国著作家协会。尤其是他翻译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后，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当时，周恩来作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兼任中央军委书记， 经常在上海指导中央局的工作。他很重视文化统战工作，正在物色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才。他看了夏衍的一些翻译作品，又从潘汉年那里知道一些作者情况，认为沈端先“可能是个条件较好的文艺骨干”；他指示潘汉年作进一步的了解。潘汉年找到闸北区委书记赵容（即康生）。赵容虽是山东汉子， 却圆滑机巧。他把夏衍在日本的经历写成文字交给潘汉年，颇为世故地说： “这样的文艺人才，放在闸北区搞工运，跑跑纱厂是可惜的。”

但是周恩来并没有立即调动夏衍。当时，不仅国共双方斗争激烈，党内也正在清算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接着，周恩来和邓颖超便到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