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周恩来指示，夏衍创办了《救亡日报》，并出任总编辑。这是 他散文、杂文创作的旺盛时期，并且团结大批进步文化人，积聚革命力 量。

在 30 年代中期以前，党交给夏衍的任务，主要还是领导进步文化运动。他奉命参与建立了“左联”；又奉命进入电影界，成为中国电影界较早的专职编剧；还奉命和田汉等开展了新戏剧运动。从 1935 年开始，“夏衍”的笔名问世，周恩来经过长时期观察，认为夏衍不仅应该从事进步文艺工作，还应该从事文化统战的工作。尽管他们始终没有正式见过面，但是周恩来又开始考虑给夏衍新的、更重要的任务了。

这是 1937 年 6 月间。夏衍突然接到影星王莹转来的一封信，信是密封的，

后面只写了个“严”字，看字迹，分明是在上海消失了 5 年的潘汉年写来的。信的内容是约夏在爵禄饭店见面。潘汉年原是上海中央局的文委书记，又是特科负责人，掌握文武两条线，他秘密离开上海，是有更重要的任务。这次他突然在上海出现，夏衍料到，一定又有新的重要的任务。见面后，夏衍很想知道潘这几年的情况，但是党的纪律不容他多问，他只大胆地问了一句： “听说伍豪（周恩来）也回到江南了？”

潘汉年没有正面回答夏衍。他问：“听说你们这几年做了不少工作，影响也很大嘛，队伍也扩大了。”

夏衍正想汇报，潘汉年却说，“不用说了，我们都已经清楚了。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情况后，也知道了你们的困难和苦衷。我们还是来谈谈现在的工作吧。现在已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要争取斗争的合法地位。‘八一宣言’ 都看到了吗？”

“已经传达了，‘左联’和‘剧联’的同志都讨论了。” “这就是党中央的精神。要组织公开的统一战线，文化和新闻界都要适

合当前一致抗日的形势，为了团结更多的朋友，成立统一的组织，以利工作。” 潘汉年和夏衍研究了成立上海电影编剧、导演协会（原名“上海电影编

剧导演人协会”，后为称呼方便把“人”字去掉）的事，不久，潘汉年、唐瑜又和夏衍商量筹办《早报》，夏衍筹集了 500 元法币作为部分筹办费。

过了半个月，“七·七”事变爆发，上海人民抗日情绪高昂。7 月 10 日晚上，潘汉年与夏衍在光明咖啡馆见面，潘说：“有位同志要见你。”

“哪一个？”夏衍听语气，知道不是一般同志。 “不用问，你跟我走。”潘汉年领着夏衍来到蒲石路一幢房子前，敲敲

门。来开门的一位身材修长的中年人，一见面，就伸出手来：“你是沈端先同志吧，我就是周恩来。”

夏衍真是喜出望外，因为他终于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亲切地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在特定的形势下，党的地下活动困难很多。你们文化界可能困难更不少。你虽然没有提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但我们都已知道你心里的委屈。共产党人既然择取了这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就要准备它是很长的，也会很曲折的，就不能计较这些得失。没有宽大的胸怀，就不是共产党人！

听到这里，夏衍很感动。他知道，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在这五六年的革命历程中，走过了更曲折，更艰难的路，因此，淡淡一笑说：“比起前方， 我们毕竟安定得多，没什么！”

“现在，你将接受新的工作任务。”周恩来接着说：“同蒋介石谈判合作的事，大致上已经定了，党今后要公开，有许多事要和国民党合作，需要一些过去和国民党打过交道的人。所以，我们想让你今后以进步文化人的身分和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内的人，做统一战线的工作。”

夏衍不由得愕然。他面有难色地说：“这些工作，我过去都不熟悉。” “什么事情都是从不熟悉到熟悉的。从前你进入电影界、戏剧界，不也

是逐渐熟悉起来的吗！你认识一些国民党的上层人士，有文人，也有做官的， 工作更方便。

在周恩来的耐心开导下，夏衍接受了任务。不久他奉命创办《救亡日报》， 并任总编辑，郭沫若任社长。

《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名义上也是国共合作的

报纸，1937 年 8 月在上海创刊，11 月 12 日上海沦陷时停刊；1938 年 1 月 1 日又于广州复刊。这中间经历了许多周折，因为受到干扰，发行量不高。同年初夏，周恩来在武汉听夏衍的汇报，畅谈了近 4 个小时。恩来问道，“你

们的报纸日销 8000 份，占广州各报总销数的百分之几？”他见夏衍一时答不上来，就说：“当然，问题不单在销数，而在于读者敢不敢看你们的报纸和欢不欢喜看你们的报纸。”他指示夏衍要吸取邹韬奋办《生活》杂志的经验， 多刊登一些通俗易懂、精辟动人的文字，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要讲点国民党不肯讲的，《新华日报》又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1938 年 10 月， 广州沦陷，夏衍辗转到桂林办报。他一直遵照周恩来的意见，自己写社论， 也及时写针砭时弊的小文章。这一阶段，是夏衍的散文和杂文创作的旺盛时期，同时也写了不少剧本。并且团结大批进步文化人，积聚了革命力量。

**夏衍在重庆期间，作为周恩来在文化统战方面的助手，做了大量工 作。大后方的进步文化力量日益壮大，终于冲垮了顽固派的精神防线。**1941 年初，因报道皖南事变，《救亡日报》被迫停刊。夏衍带着《救亡

日报》的部分人员到香港，转入《华商报》。

香港沦陷后，夏衍化名黄坤，和一批文化人秘密化妆回内地，在海上颠沛数日，又辗转到了桂林。当时桂林集中了文化界的精英，抗战气氛很浓。4 月，周恩来让夏衍到重庆工作。

当时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南方局书记，为了便于在大后方开展文化统战工作，他亲自兼任文化组组长。刚回到重庆的夏衍，担任了中共南方局委员兼文化组副组长（另一位副组长是徐冰）。同时，夏衍也参加了《新华日报》的部分领导工作，撰写社论和评论及重要新闻。1945 年毛泽东应邀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新华日报》的社论和专访，几乎都是夏衍写的。这一阶段，夏衍的创作也十分旺盛，先后写出了《秋瑾》、《赛金花》、《上海屋檐下》、《一年间》、《赎罪》、《愁城记》、《复活》、《法西斯细菌》、《戏剧春秋》、《芳草天涯》、《离离草》等，经常在重庆和西南各地上演。

《芳草天涯》是夏衍 1943 年创作的，1944 年上演时，仍不够完善。为了避免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口实，周恩来曾经和夏衍当面讨论过如何进一步加工的问题。这时有位同志写了篇批评文章，送到《新华日报》编辑部。恰巧周恩来因事外出，夏衍自己又不便处理，就发表出来。重庆的国民党右派因此幸灾乐祸。周恩来回到重庆后看到报纸，很生气，曾让南方局秘书张颖告知夏衍，可以写不同意见的文章。夏衍认为：作为一个党员，首先应该照顾

《新华日报》的影响，宁可个人蒙受委屈，不要削弱自己的力量。为此，周恩来在南方局的干部会议上表扬了夏衍。

当时，欧阳予倩打算编写《武松与潘金莲》，为潘金莲翻案。周恩来认为没有必要为虚构的传奇人物翻案。他和夏衍的看法一致，认为民间对是非向有标准，美丑正邪，不以男女来分，片面地为了妇女解放而混淆是非善恶的界限，在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这本来是内部的议论，但是有的党内同志竟公开挑起辩论，欧阳老秉性坦荡，也打算写文章反驳。周恩来找夏衍商量怎么办。夏衍认为：欧阳是著名艺术家，又是党外爱国人士，我们不能在顽固派面前公开与民主人士论争。个别同志考虑不周，可以向欧阳老致歉，但不必打笔墨官司。这样终于使问题得到妥善处理。

1945 年初，蒋介石看到大后方许多爱国的作家艺术家，在周恩来的精神

感召下，从事进步文化运动，成绩卓著。他就对周恩来说：“你们办报、办剧团，很有经验。我要请你帮忙，就是我们三青团办的青年剧社没有专家领导，《扫荡报》将来要改为《和平日报》，也需要能干的记者，内容才能好看，请你推荐几个好不好？”周恩来就让夏衍找到马彦祥，要他去办青年剧社。马彦祥是位能干的作家和导演，组织能力很强，他追随中国共产党许多年，多次要求入党，因为社会关系特殊，周恩来曾经亲自对他说：“根据您的特点，留在党外工作，对党更有利。”但是他此刻听说要他去为三青团办剧团，立即发火：“我参加不了共产党，也决不能去为三青团办事！”夏衍告诉他这是周公的决策。马彦祥当即表示服从。同时，夏衍又动员和党感情很深的女作家凤子到《扫荡报》去当记者。这两位同志当时在国民党眼里是“中间偏左”，国民党用他们，为了标榜自己“开明”，而他们利用这一身分为党做了许多工作。

40 年代，夏衍作为周恩来在文化统战方面的助手，在重庆做了大量团结工作，为大后方进步文化力量的壮大，最终冲垮国民党顽固派的精神防线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