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但两年后处境又艰难，他声泪俱下地向周 恩来反映文艺界情况，希望保护老同志和老朋友的积极性。

夏衍从事文化工作，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是他第二故乡，他对上海感情深厚。但是，他终于离开上海，被调到文化部，担任分管电影和戏剧艺术方面的副部长（起初尚兼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这既是中央统一研究决定的， 也是有关部门领导所期望的。周恩来早已考虑到夏衍在上海工作较难开展， 但他一向对在自己身边工作较久的同志要求严格，没有轻易提出调动。

有一次，周恩来与毛泽东闲谈讲到要加强文艺方面的发展时，提到了夏衍。江青讨好地在旁插嘴说：“夏衍，老作家了。咱们的电影事业，就是他们开创出来的！”毛泽东也点头称是。就这样，经许多同志要求，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批准，夏衍便被调到文化部工作了。

当时在北京从事文化工作的干部，来自几个方面：有早期在白区工作的

（有的后来到了重庆）；有从延安来的；有来自其他解放区和军队的。周恩来对夏衍说：来自各方面的同志各有不同的经历和经验，你长期从事团结工作，相信你一定能和各方面同志合作得很好。他又语重心长地说：“过去的教训是内耗太大，文化界一定要消除那些不正常的圈子和山头，首先要从我们自己的行动开始。”

夏衍理解周恩来的心情。其实，自 1955 年以后，北京文艺界的问题也比较麻烦了。在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情况下，已无正常的文艺批评和学术讨论可言。一次运动伤害一批人，造成互相隔膜和冷漠的恶性循环，使事业不能健康发展。

1959 年，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中宣部的陆定一等和文化部的夏衍等，研究如何在文艺界反对左的思想倾向，后来被“庐山会议”的冲击波改变了方向。1961 年 6 月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制定了“文艺十条”，不久又被彻底否定。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田汉和阳翰笙先后被罗织了“反对三面红旗”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罪名。夏衍则因在一篇“繁荣电影创作”的讲话中，强调了在广阔的生活中寻找多种题材，被扣上了“反对写工农兵”的“题材广阔论”的帽子。起先康生等少数人在小会上点名批判， 后来在社会上作不公开点名的批判。夏衍就成了文艺界“离经叛道的代表人物”。柯庆施在上海公开宣布：“夏衍是我们上海不受欢迎的人，今后请他不要插手上海的文艺工作！”

康生更逼着周扬要夏衍在文化部党组会上公开检查。他抓住夏衍不放， 其目的实际是要借此破坏周恩来在文化界的威信。因为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电影、戏剧创作会议上，曾号召作家要多方面地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康生对“电影二十三条”的攻击尤为激烈，这是因为它是根据周恩来参与制定的“文艺十条”的精神制定的。康生一箭双雕的伎俩，一开始就被周恩来识破。因此当周恩来听康生在政治局汇报文艺界的“敌情”时，当场对康生说：“我也曾经说过题材广阔的问题，也欢迎你指教！”康生悻悻地说：“不敢，不敢。”事后，周恩来直接对毛泽东和刘少奇谈了当时他的意见，这场

栽赃活动才被制止。

到了 1963 年，形势更加严峻。由上海的柯庆施出面，实际上是在江青、康生等的怂恿下，由张春桥、姚文元等具体炮制的两个严重诬陷文化部和文联的报告，矛头明指中宣部，实际上隐指周恩来。毛泽东缺乏调查研究，作了批示。这两个批示下达后，便在文艺界掀起一场“龙卷风”。夏衍心情十分沉重，他恳切地向周恩来反映说：“我们的工作肯定有不少错误和缺点， 批评也是必要的。但许多同志多年来辛勤劳动取得的成绩，是不能全盘否定的。有不少同志，虽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但作为一个战士，从 20 年代开始， 几十年来，为人民民主和人民解放的事业舍生忘死地工作。尤其是有些一贯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都作了可贵的贡献。要是没有这些同志的努力，新文化运动不可能如此蓬勃发展。他们一片冰心，我们不能轻易否定他们，辜负他们，否则，我们的信誉又在哪里？”

夏衍想到以往的峥嵘岁月，不禁声泪俱下地对周恩来说：“胡公（30 年代初周恩来蓄须，当时进步文化人呢称“胡公”）！我们过去许多‘左’的做法，伤害过多少自己的同志，也委屈过多少信赖我们的朋友！今天，正当用人之际，绝不能再恣意挫伤大家的积极性了⋯⋯如果要按‘批示’来对照， 自然我们这些当部长的责无旁贷，要严办，就办我们，如果要搞‘人人过关’， 岂不又要牵连一大批了！”

周恩来当然是赞同的，也很受感动。但他除了点头之外，有些话一时很难说。尤其夏衍被调出文化部，把工作关系安排到对外友协，被迫在家“闭门思过”和下乡“改造思想”，周恩来还能说什么呢？当时北京出现的不正常的政治形势，其来源和发展趋势，他自然比夏衍清楚，但党性原则使他不能对夏衍多说，他只能用深沉的语调说：“夏公，我们是相互了解的。我们不是圣人，也难免有错。但是你 30 多年来为党辛勤地工作，也曾出生入死， 受了不少委屈，今天也还在为党、为人民受委屈。我相信你能正确地面对现实。你要保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不必勉强自己。同时，我们党在近 40 年来领导文艺和文化统战方面的活动，成绩和失误，你是清楚的。但还有不少问志不清楚。你有时间要写一点回忆的文字，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都应该认真地写一写，否则，将来下一代都不知道了！”

周恩来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夏衍的问题，但夏衍心里明白这是党的纪律的约束。正是这种约束，使他们直到永别，周恩来，就象邓颖超所说：他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说。”其实，他不但提醒了夏衍，并且还为夏衍今后的处境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