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日本之前

郭沫若和周恩来都是 1927 年 11 月初由香港秘密回到上海的。到上海后，他们很快就建立了联系，并且见了面。大家都是死里逃生，分外高兴。周恩来到上海后就参加了中共中央的工作，完全转入地下。郭沫若的全家虽然都在上海，但他是被通缉的要犯，也是处在秘密地躲藏之中。他回上海后，首先就是着手加强创造社的工作；同时也使创造社能成为掩护一些同志，解决一些同志生活出路的机构。郭沫若征得李一氓和阳翰笙的同意，经过周恩来的批准，将李、阳二人从党的军事系统，转到文化系统，并参加创造社的工作。当时创造社主要成员除郭沫若外都不是党员。另外通过郑伯奇、蒋光慈等去请求鲁迅先生的合作，共同办好创造社，鲁迅先生也欣然同意了。

郭沫若是不能在上海久呆的，甚至在中国也不能久呆。经过和周恩来商量，决定他带领全家到苏联去。并联系好乘坐苏联撤退驻上海领事馆的轮船到海参崴再转莫斯科。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待通知上船的时间，就可以离开上海去苏联。就在轮船即将离开上海的前几天，郭沫若突然患了重病—— 斑疹伤寒。苏联轮船开出时，他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这个机会就这样错过了。郭沫若后来说这“真是一个大遗憾，一个偶然的因素，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一世，甚至于一家一族。”“确确实实地影响了我，乃至一小簇人的半生。”

郭沫若是 1927 年 12 月 8 日晚上突然患病的，12 日秘密住进了一所日本人开业的石井医院。郭生病期间，周恩来对郭沫若特别关怀，他自己不便出面，便让李一氓、阳翰笙、李硕勋等经常去照看，帮助解决各种困难。郭沫若终于从死亡线上闯了过来。周恩来和朋友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也是他战胜死亡的一个主要因素。直到 1928 年 1 月 4 日他才脱离了危险，离开医院回家静养。以后很快出版的诗集《恢复》就是养病时的作品。《恢复》是血与泪的记录，它记录着作者身体的《恢复》；记录着作者精神和意志的《恢复》；记录着革命力量的《恢复》；党和大众对未来胜利信心的《恢复》。也是郭沫若经过战争的考验、血的洗礼，成长为一个真正无产阶级战士的标志。

郭沫若的身体在逐渐恢复，而今后的去向一直在困扰着他。苏联是去不成了，欧洲又去不起，祖国又不能呆，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到日本去，这是郭沫若所不愿走的一条路。经过请示周恩来，最后还是决定暂时到日本去，如有可能再从日本转赴苏联。成仿吾和创造社的朋友们答应每月给他 100 元的生活费，生活问题也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这一个时期郭沫若的日记记录了他和周恩来来往的部分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他出走日本和周恩来的密切关系，摘录几则如下：

二月九日星期四

⋯⋯

豪兄*不来，一时不能动身。恐怕十一号不一定能

够走成。仿吾说，明早去会梓年，请他去告诉豪，因为他听啸平说，民治已经搬了家。

*周恩来当时化名“伍豪”，“豪兄”即周恩来。

二月十日星期五晴

豪和民治来，同吃中饭。

仿吾亦来，约了初梨等来谈话。

晚伯奇来，留仿吾与伯奇在家吃晚酒，颇有醉意。决延期乘十八号的“坎拿大皇后”。

这两天的日记，说明了郭沫若见不到周恩来就不能动身，所以一定要设法去告诉周他动身的日期，在见了面谈了话后才能走。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就由李一氓陪同来到郭沫若家。周恩来和郭沫若谈了话并一起吃了中午饭。饭后，成仿吾来了，他和周恩来在广州就熟悉了。由成仿吾去约了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铁声这批新近才从日本回来参加创造社工作的朋友到郭沫若家，周恩来和他们谈了话。郭沫若曾对我说，这五个人是否都参加了那次谈话，他记不清了。但大部分人都参加了是肯定的。他们都是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当时都不是党员，成仿吾也不是。这次谈话对他们几位以后的工作及创造社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郭沫若还对我说，周恩来当时曾经向他表示，组织上要送他一部分钱，做为他全家的路费和生活费。他对周恩来说，他知道组织上经济很困难，同志们经济上也很困难，这笔钱他不能接受。他的生活问题，创造社已商量好，每月给他 100 元钱，生活上已无问题。关于组织上经济的困难，在郭老的日记中都有所记载。正月廿日的日记写道：“民治与叔薰（李硕勋）来，叔薰夫人（赵君陶）病，无医药费，嘱创造社在我的版税项下抽送了五十元。” 正月卅日的日记：“中午时分民治来，拿来了几本‘布尔雪维克’，吃了中饭又走了。他说团体里面经济短绌。”这里所说的“团体里面”就是指党组织。因此，郭沫若对组织上和同志们经济都十分困难，是有深切了解的。但他对周恩来和组织上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是永生难忘的。

郭沫若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让李一氓通过郑伯奇转告郭沫若：他的住所已被卫戍司令部探悉，明早要来捉人。郭沫若当即同成仿吾、王独清离开了家，当晚住在由内山完造代订的日本人开设的八代旅馆。第二天到码头送行的只有内山完造一人。从头天晚上郭沫若离家开始，李硕勋夫妇和一位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根据周恩来指示，一直暗中保护郭沫若，直到他上了日本邮船离开了上海。

（王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