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针引线 奔走坛站

几番较量，几度春秋，转眼间到了 1936 年春天。这年 4 月的一天，上海

《申报》忽然又刊出一则醒目的寻找“伍豪”的启事，要求被寻者见报后务必于 5 月 5 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某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这则“寻人启事”仍然出自张冲之手，但却不是故伎重演，而是出于民族大

义，为国共合作计，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

张冲受命放出这只“试探气球”，不是没有缘由的。1935 年 8 月 1 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为团结抗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反蒋抗日，建议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并首次提出了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当天晚上，张冲属下的中统南京香铺营电台收听到了这一宣言，张冲随即将电文抄送蒋介石和其他要员。此后，由于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变化，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努力，国共两党关系有所松动，接触渠道有所沟通，秘密交往有所增多，而张冲本人思想也有所变化。张冲在调查科任上，确曾竭尽全力，出谋划策，大搞特务活动， 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情报资料， 事实使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并非是“杀人放火”的“洪水猛兽”。特别是《八一宣言》对他触动很大，他对蒋介石“攘外须先安内”的政策产生了怀疑。他曾对部下说：“当前日寇侵略日亟，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可见其爱国之心尚未泯灭。

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员昼夜守候在这家酒店的房间里。鉴于几年前的教训，我党经慎重考察，几经曲折，终于由潘汉年出面与张冲联系上了。潘汉年与张冲及陈立夫等在上海、南京经过多次接触，商谈了有关国共合作的问题，取得了一定的谅解。随后，潘汉年于 8 月 8 日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此次会晤的有关情况。2 天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建议将我党“抗日反蒋”的总方针及时改为“逼蒋抗日”。

也许是历史的默契和必然，就在双方代表初步往来以及中共调整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之际，1936 年 12 月 12 日，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亦被扣押。事变在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的斡旋下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有了新的转机。在西安，蒋介石亲口向周恩来许下了联共抗日的诺言，并以“领袖人格”担保。但他又要避日本人和“亲日派” 的耳目，国共间的往来还是采取秘密方式。此时的张冲则日益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脱离了“调查统计”工作，这位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委奔走坛站， 穿针引线，成为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同延安及莫斯科秘密联络的专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