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了的应该纠正。你们不安，我们更不安，因为是一个大家庭”

在写作书面报告时，班禅汉语掌握得不是很好。他先用藏文写作。到 1962

年 5 月初，藏文稿已基本完成。班禅又亲自组织人翻译成汉文。

对于班禅写作书面报告一事，周恩来早有所耳闻，也很关心。当报告的汉文翻译基本结束并开始校对之际，周恩来行将去东北视察。为了尽早地了解班禅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在去东北之前，周恩来特约班禅、阿沛和帕巴拉等人于 1962 年 5 月 18 日下午详谈，并通知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

班禅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思考报告的内容、语气甚至递送的方式。得知周恩来要约见后，他更加班加点地组织翻译、校对工作，原本想等周恩来接见时就把报告呈上。由于工作量大，校对工作未完，报告没有赶在 5 月 18

日这天完成（但完成后的报告署的日期为“1962 年 5 月 18 日”）。

谈话一开始，周恩来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要写个书面报告给我？” 班禅把报告的写作，译校进展情况作了汇报。周恩来接着请班禅把报告的主要内容直言相告。这次谈话，以班禅为主要发言人，阿沛也谈了一些补充意见。周恩来始终侧耳细听。听完班禅、阿沛等人的发言后，周恩来运用他善于寻求共同点和析出不同点的才能，从总体上谈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认为：班禅和阿沛两人肯定西藏和平解放 11 年来的成绩是主要的，认为在具体工作上，尤其是平叛以来发生一些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一点我们的看法也一致”。当然，对缺点的估计与事实符不符等，彼此在认识上是会有出入的。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小看具体工作中的问题，他严肃地指出：“错了的应该

纠正。你们不安，我们更不安，因为是一个大家庭。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一点党中央、毛主席、国务院是肯定了的。从一个领导政党的地位来说，发生了不好的事，我们比你们更负责，更关心。”这就是说，双方的出发点和大的思路是一致的，认识问题是可以通过谈心解决的，班禅心中的疑虑是可以解开的。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也诚恳地给班禅指出：“不是说把你说错的通通听。说错了，要给你指出来的。不这样就不是同志的态度。”同时与班禅约定：周恩来先去东北，等班禅报告汉译和校对工作全部完成，他回京仔细阅看后，再谈一次。

这次谈话以后，班禅更是认真地对待书面报告的翻译、校对工作，经过数次反复后，终于在 6 月初定稿、付印。这份书面报告，题名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书面报告翻译成汉文后，有七万多字。后来人们简称为“七万言书”。内容共分 8 个部分：（一）关于平叛斗争；（二）关于民主改革；（三）关于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四）关于统一战线工作；（五）关于民主集中制；（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七）关于宗教；（八）关于民族工作。报告主要讲了西藏的问题，也旁及其他藏族地区，系统地对藏区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周恩来看到报告后，精辟地概括了主要内容：“班禅的报告，分作七个认识、八个问题、五个宗教原则。七个认识有许多错误，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宗教五项原则很好，可以拿过来。”

周恩来所指的“八个问题”，即上述“七万言书”的 8 个部分。这些问题，都是班禅在各地参观访问中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的事实。班禅指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各藏区在民主改革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藏区在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扩大化和“左”的偏差，使得藏族群众和藏教都受到了损害。这些损害，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是可以避免的。在藏区，群众生活极苦，与全国水平差距极大。在西藏工作的一些地方干部，民主作风不够，不容易听进不同意见。

周恩来所指的“五个宗教原则”，是班禅极有见地之处。一是放弃剥削；二是民主管理；三是执行政府法令，“宪法进庙”；四是从事生产劳动；五是对老弱和专门念经的喇嘛，生活上由政府补贴。李维汉首先听到了这五项原则，赞赏道：“这五条好。寺庙问题，还是你内行。”

在上述方面，班禅的看法是基本正确的。与事实有出入或看法育较大分歧的，主要是周恩来所指的“七个认识”。这“七个认识”包括：（1）对自治权力的认识；（2）对中央和地方干部过问藏族问题的认识；（3）对是否要消灭藏族问题的认识；（4）对是否要消灭宗教问题的认识；（5）对叛乱原因的认识；（6）对地方错误问题的认识；（7）对国家前途问题的认识。 5 月下旬，周恩来赴东北。行前特别交待中央有关方面领导同志以及中

央统战部、中央民委、西藏工委的同志，要与班禅多加协商、谈心。“七万言书”印出后，班禅分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引起了高度的重视。“你谈得很坦率，我也谈得很坦率”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召开有西藏工委、自治区筹委会、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与班禅共同研究“七万言书”中提出来的问题，商讨解决的办法。这期间，

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受周总理的委托多次去看望大师并同他交谈”。一开始，由于意见分歧较大，班禅“火气很大，说了些激烈的话”。但是，大家本着搞好藏区工作，促进西藏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望，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深入交谈、研究。最后，终于在 7 月 19 日形成了四个重要的文件：《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培养和教育干部的具体办法》。

这四个文件，充分涉及到了“七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对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纠正平叛扩大化，加强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被人风趣地称为“虽然没流血，但流了不少汗” 的文件。习仲勋称之为“纠‘左’防急的四个好文件”。为此，周恩来称赞他们“这两个月任务完成得很好”。

周恩来从东北回京后，仔细地研究了班禅的“七万言书”，又审阅了上述四个文件。7 月 24 日下午，周恩来再次约见班禅等人。听取班禅介绍情况后，周恩来详细地回答了“七万言书”中提出的问题。周恩来坦率地指出：在“七万言书”中，“问题提出来了，就必须要解决。但并不等于说你提的问题都对，有对的，有不对的。因为有这两方面的情况，有对的，有不对的。所以要慎重研究。对的就接受过来，不对的正面给你提出意见，提出批评。你有意见，可以保留，也是许可的。”周恩来还把班禅“七万言书”中提出的 8 个问题归纳成六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平叛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央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叛必平，有错必纠；在平叛中丝毫不受损害是不可能的；也应当承认，平叛和改革中有缺点和做过头了的地方，但缺点错误的出现，不应当掩盖成绩。

（二）关于民主改革问题。周恩来认为：应该肯定民主改革是对的，当然也应该承认有些行动搞得过早了点；对于改革中的错误和少数干部投机、言行过头等现象，必须“有错必纠”。

（三）关于群众生活问题。周恩来称赞班禅提的建议是好的，并要班禅回去后继续进行研究。同时提出两点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必须要关心最穷苦人民的生活；第二，要以西藏的水平来谈改善人民的生活，不可能与全国拉平。

（四）关于民主集中制。周恩来一方面要求班禅“首先是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在西藏具体说就是相信西藏工委”；另一方面，又要求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委会“要发扬民主，多同各方面协商，听取意见”。他提出，要做到这一点，“就须要藏汉族领导同志互相尊重，互相信任”。

（六）关于民族问题。周恩来提醒大家：“在座的都相信，党中央是扶持民族发展的。”“在民族问题上，汉族同志要批判大汉族主义倾向，藏族同志也要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倾向。”

周恩来最后指出：“国家有前途，藏族有前途，个人也有前途。关键在

于领导，在于政策，在于团结。”

班禅听完周恩来的谈话以后，基本赞同周恩来的意见，说：“今天总理作了宝贵、坦率的指示。”周恩来谦虚地说：“我的话不一定都对，我只是在几个大的方面指出来了。哪能够都对呢，除非是不说话。”他让班禅回去后“慢慢消化”，有不同意见还可以提出来。周恩来还对谈话作了这样的总结：“你谈得很坦率，我也谈得很坦率。”

这次谈话，使班禅疑虑顿解。8 月初，班禅一行返回西藏，用阿沛的后来说，“班禅大师和我们都满怀着喜悦的心情返回了西藏。”班禅到达拉萨后，西藏工委于 8 月 13 日至 9 月 2 日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了周恩来等关于西藏工作的意见，讨论了如何贯彻四个文件精神的问题。会后成立了四个小组，分别着手贯彻，班禅专门负责落实宗教政策的小组。这期间，班禅心情是舒畅的，对西藏工作充满了期望。

1962 年秋季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后，党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转向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在民族、宗教领域内更是越演越烈。“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错误论点一时成为指导全国民族工作的总原则。在这种形势下，班禅的“七万言书”被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与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请求全面审查自己历史的“八万言书”并提。

1964 年 9 月 18 日至 11 月 4 日，班禅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期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撤销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的职务，扣上了“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的三顶帽子。随后，班禅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又被撤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