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有着特殊的经历，又都承受着共产党的恩泽。只要一提起周恩来， 他们的眼圈就会湿润。

这是金欣如，溥仪的二妹。

前几年她这样打扮着：灰布中式褂子，下身一条蓝色布裤。齐耳短发， 和一般街道妇女一样，一根卡子别在耳后。

她简朴得叫人看见她，决不会相信她曾经是一位“皇姑”。

那时，王府里花钱如流水，要吃的、喝的，有仆人端到跟前，要穿的， 府里的裁缝定期做好了送来，至于钱，那是不屑一提的，溥杰就因为打听一样东西值多少钱，竟被呵斥为“有失体统”。金欣如从没想过钱是怎么来的。

1932 年，由溥仪定亲，她嫁给了曾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的孙子、工程师郑广元，才有幸飞出了那个不用寻食的“鸟笼”，学习了自己喜好的医学知识。

1959 年，街道上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兴办服务事业。金欣如报了名，被

分配去办托儿所。新开张的托儿所一无所有，只有人家送来的 3 个小孩。她从家里拿来方桌、木凳、小人书，开始了她的工作。

第一次发工资了，虽然只有 10 元钱，金欣如却激动得不得了，这是她在世界上第一次为别人服务，第一次拿到自己挣来的钱！

新生活的第一页就这样揭开了。以后她又调到碾儿胡同幼儿园工作，并当了那里的负责人。幼儿园里有五六十个工人的子女，她感到他们十分可爱， 于是，她想方设法地把工作搞好：煮粥、洗衣服、洗澡、刷鞋，她样样都干； 待孩子睡熟了，她又静静地坐在床边⋯⋯

孩子们一批批长大了，他们见到金欣如，都亲热地称她“金老师”。她宛如隔世重生了。

这是金韫娴，溥仪的四妹，她就像自己的名字一样，贤惠而平常。

她没有经历过大粟子沟的逃难生活，却经历了其她格格从未曾经历过的另一种生活。她的丈夫赵琪璠从抗战后就很少回家，1949 年便杳无音讯了。这在当时，无论从个人来讲，从社会生活来讲，都成为一种莫大的精神负担。

她领着两个孩子，靠父亲卖房分得的一点钱维持生活。她身体很不好， 闹过几次大病，几乎丧生。生活需要有出路，活命需要有钱粮，孤儿寡母面临着说不尽的苦楚。

周恩来，又是周恩来发现了这一情况，他亲自过问，让金韫娴进故宫博物院当了一名工人。

红墙之内，是末代皇族每个成员都熟悉的地方，在这里当一名普通的工人，金韫娴别提多高兴了。

可是，精神上的痛苦依然与日俱增，赵琪璠究竟在哪里呢？

随着国家的开放，中华民族的国度不再是闭塞的了。前几年，溥杰通过有关渠道，终于知道妹夫在台湾的信息，于是有了书信的往来。

金韫娴多高兴呵。1982 年，她的女儿陪溥杰的夫人嵯峨浩去日本治病， 赵琪璠听到这一消息，毅然只身飞到日本，随即提出回北京定居。

他的要求得到了政府批准，1982 年 4 月 26 日，他从空中飞回来了！ 那一天，他的心里像家族其他伙伴特赦之初一样，也是那么紧张。他从

报上看到北京正上演《秋瑾》这部电影，心里一直发惊，政府还会不会算这笔历史的旧帐呢？

赵琪璠的父亲贵福，是杀害秋瑾的绍兴知府。当年他自知罪孽，惶惶不可终日。清王朝覆没后，他远离江南，隐名埋姓。有人说，他曾请人向秋瑾眷属转达过自己的口信：深悔当年孟浪，杀秋谨是皇上意旨，不是自己力所能及。他说，现在家中供有佛堂，上供秋谨遗像，每天朝夕礼拜，忏悔前非， 何况风烛残年，只求与秋家解冤释怨。后来，贵福一命呜呼。

这段往事在赵琪璠的脑中深深留下，台湾国民党宣传，共产党谁人都能迫害，何况我家之父与革命先烈有血海深仇呢？

赵琪璠苦恼怅然，溥杰知道了，他大笑起来：“共产党怎么样？我不用多说，你呆一段，亲身体验体验就知道了。”

不久，赵琪璠受到北京市政府领导的接见，他的家由两间破矮平房迁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他的专长得到了发挥，安排为市民委委员，后来又出任北京市的政协委员。

这一切，使赵琪璠信服了。

这是金志坚，溥仪的七妹。她比起几位姐姐来，要幸运些。

解放后，金志坚当上了一名人民教师，不久，她与北京四中的乔志宏自由恋爱结婚。以前她什么事都不会做，乔志宏只让她干些淘米洗菜、扫地擦桌子之类的简单活，可她连这些简单活也干不好，淘米时有许多米粒随着水跑了，切菜时常常把手切出口子。丈夫心疼了，可她坚持从头学起，决不让别人代替。

在学校，金志坚也是这么一种韧性，她带的班十分出色，还搞了许多业余活动。后来，她当上了第二二七中学的教导主任。几位姐姐对她都十分羡慕。

金志坚是个不知疲倦的人，可惜她和自己的姐姐、姐夫一样，年龄大了， 已到了退休的时候。但是，她还继续从事着崇文区政协常委的工作，在那里， 她仍然大有可为。

金友之，也就是溥仪的弟弟溥任。今年整整 70 岁。“人活七十古来稀”，在他身上却一点也看不出来。有位记者这么写道：

比起他的哥哥溥仪、溥杰，他还“嫩”着哪！

除了他身体好，显得年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清朝政府垮台时，他还没降临人世呢。这是玩笑话。可金友之却是个很认真的人。他不肯言笑，说起话来慢条斯理：

“解放以后，醇亲王府的房子交给了政府，兄弟姐妹分了家，各人买了自己的房子，分开住了。”

“我住的房子多一些，怪烦的，我就想，办个竞业学校吧。于是我当了个校长，有时也代几堂课。不过，学校在的后海那一片，全是贫民户，学校办的全是赔钱事。后来，公立学校越来越多，私立学校办不下去了，1956 年我就把学校交给了国家。”

金友之谈话实诚得很。 “后来在西什库小学、西板桥小学、厂桥小学教过课，也于过财务；这

些年岁数大了，学校照顾我，让我管管资料室，给学生、老师上上书法课。” 厂桥小学里，我见过金友之，他仍然是一板一眼，话里没有什么可让你

激动的。

其实，金友之做了许多事，他在学校干了 40 年，早已桃李满天下！去年， 北京市召开七届一次政协会，他出任了市政协委员，可他还是淡淡的一句话：

“世上的工作各式各样，敢情还是当老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