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沥血“文化大革命”中

“文化大革命”中，外交工作也受到严重的干扰和冲击。林彪、“四人帮”集团疯狂地迫害老干部，一些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老同志被打成“黑帮”、“特务”送进监狱或遭到审查。周恩来的处境也很艰难，但他尽力排除阻力， 保护干部“过关”，恢复正常的外交工作。

1967 年初，王幼平作为第一批回国参加运动的人员从古巴回到北京。他对国内的局势发展没有思想准备，以为运动很快可以结束回馆工作，因此连行李都带得很少。回到外交部后，他立即被“造反派”夺了权，并挨了批斗。不久，造反派对他的历史进行了内查外调。周恩来、邓颖超对他尽力保护。这恐怕也是在众多外交干部中他能较早获得“解放”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8 年 1 月，王幼平因右下肺炎急诊后在家中休养。一天，“造反派” 来告诉他已将他“解放”，并让他看了上报材料。事后他才知道是周恩来让联络员询问外交部造反组织：“那么多大使就没有被解放的吗？”要求各使馆“造反派”上报材料，立即解放干部。

从 1967 年初以来，我驻外大使的岗位除埃及外全部空缺，影响到正常的外交活动，周恩来十分焦急。1969 年春节后，周恩来又催促外交部改变这种不正常情况，他指示无论新任或返任的大使，要以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国等为第一批。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很快下达了任命，由耿飚任驻阿尔已尼亚大使，黄镇任驻法国大使，王幼平任驻越南大使。

6 月 4 日，王幼平等人赴任前夕，周恩来特意约见了他。根据“文革” 期间特殊的外交状况，周恩来做了细致而重要的指示。他强调，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使馆要把调研工作作为重要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使馆内部要“搞好团结，实行集体领导”；在坚持使馆革命化方面， 领导要以身作则；对使馆的建设，要教育外交人员“谦、谨、朴、不亢不卑”， 初到一个地方要“多听少说或不说”，“要注意洞察一切，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谈到“文革”期间对外滥送毛主席像和语录的情况时，周恩来指出“要善于宣传”，“慎之又慎”。最后，他握着王幼平的手说：“形势是乐观的，但要准备有曲折。”透过这双温暖而有力的大手，王大使深深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和周恩来的期望。这些话对在“文革”这特殊而艰难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外交工作的同志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周恩来还十分注意排除“左”的干扰。“文革”中，极左思潮也影响到驻外使馆，大家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王幼平回忆起驻越使馆的情况时说。使馆院中树了许多标语牌，之中有些是援越工程队用钢筋水泥铸成的，既结实又漂亮。特别是临街大门的影壁非常堂皇，上面是林彪的题词。援越工程队的运输车经常跑河内，车沿上的标语花花绿绿很显眼。这种情况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逐渐扭转的。

1971 年 3 月，周恩来访问越南，这是“文革”期间进行的第一次国事访问。周恩来到达使馆之前，工作人员在大使夫人史洪潮提议下把办公室内一些“左”的标语都摘掉了。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王幼平没有同意史洪潮向周恩来汇报这件事。但不知怎么，这件事还是传到周恩来的耳中，在同使馆

工作人员照相时，他特意招呼史洪潮坐到自己的身边，意味深长地对她说： “你做得对，坐到我身边来，我支持你。”史洪潮非常感动。她称周恩来是“最关心、最理解、最尊重人的总理”。

这一年的 9 月 13 日，王大使正巧在国内开会。由于越南发生特大水灾， 处在最困难时期，周恩来要他立即回去。他本来准备这一天返回越南的。但是，由于民航班机突然取消而未能成行。晚八点钟，他接到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的电话：总理今晚可能接见。当天深夜，王幼平从睡梦中被喊醒，他得到通知：二时到人大会堂东大厅开会。他赶到后，听警卫人员说：“周总理已经 50 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现在正在外边散步，马上就会回来。”不一会儿，周恩来走进来，表情很严肃，也很疲倦。落座后，周恩来宣布：“现在出了件大事，出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林彪叛变了。”沉静片刻，他的嗓音提高了，讲话中历数了从陈独秀、张国焘到林彪的错误，指出犯路线错误的头子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他提醒在座的驻外人员：“从侦察器的荧光屏上看到这架飞机消失了，可能是真的坠毁了，也可能是耍的阴谋，要注意他万一得逞之后，在国外发表声明之类的东西。”王幼平回到家中已是清晨四点半钟了。周恩来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这是他在“文革”中亲手处理的一次最重大的事件，他对粉碎林彪集团的历史功绩已载入史册。

1974 年 10 月，王幼平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国庆招待会。当身体衰弱，面容憔悴但依然坚毅不屈的周恩来步入大厅时，全场沸腾， 雷鸣般的掌声不停地打断他的祝词，许多人的脸上挂着泪水。这次会见，王幼平没有机会单独与周恩来谈话，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他祝福。王幼平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与周恩来最后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