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交友录

疾风知劲草 患难见真情周恩来与瞿秋白

瞿秋白（1899—1935 年），1919 年五四运动时参与领导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 年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30 年主持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 倾路线的打击。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1934 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1935 年被国民党逮捕，6 月就义。主要著作收入《瞿秋白选集》和《瞿秋白文集》。

——编者

瞿秋白与周恩来，同是江浙人，都是由破落“仕宦之家”的逆子贰臣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与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创时期和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他俩建立起了政治目标一致、革命策略相通、自觉舍己为人民的高尚友谊，一直被人们赞颂，传为美谈。1946 年 3 月周恩来给瞿秋白幼年挚友羊牧之的信中写道：“秋白同志毕生服务人民大众，卒以成仁，耿耿丹衷，举世怀仰。”周恩来同志用“耿耿丹衷，举世怀仰”八字以对先烈翟秋白光辉品格的赞颂，其实也是周恩来同志毕生革命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正是周恩来与瞿秋白两人间崇高革命情谊的精辟概括。

瞿秋白与周恩来之间的革命友谊，最先表现在大革命时代，为我党争取革命领导权，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志同道合，彼此呼应，通力协作。

1920 年 6 月，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在中国，李大钊、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等人， 都是较早率先响应并实行这一指示的中共党员。瞿秋白曾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的领袖地位”。同时，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人起了领导作用。周恩来后来回忆道：这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周恩来刚自欧洲考察归国，即欣然接受党的派遣，帮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任军校政治部主任。

国共合作促成了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潮的到来。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与瞿秋白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以后，由于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认识的一致， 他们的革命友谊与日俱增。会后，周恩来回到广东黄埔军校，参与领导了广东革命军征讨旧军阀，使广东全省成为统一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且，早在1925 年 11 月，东江平定，广东基本统一时，周恩来就明察秋毫，发现蒋介石已表露出了在军队中排斥共产党人的企图。他特地从汕头前线赶回广州， 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 另组国共合作部队。但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却专横独断，反对这一计划。1926 年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对蒋介石破坏革命统一战线

这一重大阴谋活动，周恩来对蒋介石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在大义凛然的周恩来面前，蒋介石只得将扣押的人释放。

与周恩来在广东战斗的同时，瞿秋白活跃在上海党中央理论宣传文化教育战线上。他致力于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问题，培养革命干部， 批判国民党右派分裂统一战线的戴季陶主义，同时为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在广东进行的武装斗争擂鼓助威。1925 年 9 月，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明确指出：“广州革命政府的存在及最近对于陈炯明、杨希阂的胜利，没有工农的赞助，没有 C·P（当时常用 C·P 作为中共和共产党员的代称——笔者注）的出力，决办不到。”这是党中央执委中， 较早肯定周恩来等同志在统一广东斗争中的功绩。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 和以后继续反叛革命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当时正因肺病住院的瞿秋白，闻讯抱病提前出院，迅急赶到广东，与周恩来等同志商量，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9 月，他回到上海，作了《由粤回来的报告》。之后，瞿遵医嘱休息时， 还对前来探病的中宣部干部说：“在我党推动下，伟大的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了，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叶挺、粟裕等一大批共产党卓越的军事干部， 目前都在北伐军里担任主要骨干。看来经过几次大战后，革命形势将会突变。”他坚定地说：要宣传北伐的意义和每一战役的胜利；“要进一步唤起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拥护我党立场的人士，参加北伐，支持北伐，争取北代战争的彻底胜利。”这是作为党中央执委对周恩来等同志参加并领导北伐的肯定与支持。

同时，共同的历史使命，使周恩来和瞿秋白经常来往于国民革命中心广州和中共领导中心上海之间，联系研究革命工作，两人互相切磋理论，讨论实际问题，展望革命前景。他俩以及与毛泽东同志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26 年 5 月至 9 月，瞿秋白与周恩来，都应邀为毛泽东负责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翟秋白讲《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周恩来讲

《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都深得学员的欢迎。

人们还一直传流着周恩来隆冬赠送瞿秋白以旧皮袍、瞿秋白赞誉周恩来的故事：

“这年（1926）冬天的一个上午，我听说宣传部要随中央迁往武汉的消息去看望秋白。⋯⋯他一见我就问：‘什么时候就走？，我答以，‘在待命中’。他充满革命的信心，高兴地说：‘不久，我也要去武汉，当前革命形势是好的，就是身体太差了。’他指着身上的皮袍深有感情地说：‘这两天， 全亏这件皮袍，这是周恩来去广州时说到南方用不着了，留给我的’。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周恩来同志的一些情况，并称赞他是一位永远不考虑个人安危，永远战斗在第一线，永远体贴和关怀别人的好同志。”

从上面引述的故事看出，周恩来对翟秋白同志式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而在当时处于中央执委地位的领导成员中，翟秋白对周恩来的舍己为人民、冲锋进击在前线、千方百计为同志的共产主义风格与高尚品德是感慨良深的。这三个“永远”，也是对周恩来一生的真实素描和精神写照。

周瞿的伟大友谊，特别表现在政治危机时刻的明邃的洞察力与处事的勇敢精神。1927 年 4 月，瞿秋白以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身份，与新任《汉口国民日报》总主笔沈雁冰讨论编报方针时，就以“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和分裂阴谋”作为宣传的首要之点。瞿秋白还说：“此人（指蒋介石）十分阴险， 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又说：“他已经掌握了军队，又有京、沪、杭的地

盘，完全是个新军阀，为日后一大隐患。”同年 4 月中，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兼江浙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掌握到确切情报：蒋介石在九江、安庆、宁波、杭州、南京、上海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制造一连串的反革命血案。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革命处于危机之中，周恩来就领衔火速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瞿秋白则于五月中、下旬，撰写论文《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和在太平洋劳动会议（武汉召开）上讲话，振臂疾呼：“打倒蒋介石和一切反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与周恩来在党中央工作期间紧密合作，并肩战斗， 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寻求正确道路，有效地开展领导工作，为消除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恶果，为发现和纠正“左”倾盲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建立了不朽功勋。

瞿秋白主持召开的“八七”会议，成为中共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纠正与结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会议选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等人为正式委员，周恩来等为候补委员。并决定由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主持中央工作。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周恩来负责军事部。11 月又决定吸收周恩来、罗亦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然而，“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认识应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因而在组织上开始了党内的过火斗争，导致了“左”倾错误。

1928 年 2 月，共产国际讨论了中国问题，作出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指示。瞿秋白与周恩来一道出席并主持了这次会议。

他俩在莫斯科一道正确地处理了一桩诬陷案件。原来，1927 年冬，俞秀松、董亦湘等同志在苏联受到王明宗派主义集团的诬陷，被打成莫须有的“江浙同乡会主要成员”。当时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负责人向忠发听了片面之词， 宣布“江浙同乡会是一个反革命组织，不坦白就枪毙”。1928 年春，瞿秋白、周恩来来到莫斯科后，坚持实事求是，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以及瞿秋白、周恩来亲自参加的中共代表团三方联合审查，否定了这个“同乡会”的存在，为一批蒙诬的同志伸了不白之冤。

1928 年 6 月 18 日到 7 月 11 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大会。瞿秋白除致开会词外，并向大会提交了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作了《政治报告》和《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与军事问题的报告。大会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瞿秋白虚心听取大会的批评，并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毫不推诿过失。关于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一直发展下去没有间断地达到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这个错误理论，本来那时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那兹提出来的。但是瞿秋白却未推诿，而是主动承担责任，且写进了《政治决议案》。周恩来后来回忆：“‘六大’决议是瞿秋白同志起草的，米夫、布哈林都修改过，拿回来后秋白同志又改过。”在自己执笔起草的会议决议案中勇于批评自己的失误，这种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风格，在我党历史上是从瞿秋白开始的。在大会后的六届一中全会上， 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等七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忠发任总书记。以后瞿秋白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任中共代表团团长。

在六大以后一段时间内，由于贯彻执行了六大决议，党的工作是有成绩

的。但是，在李立三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党内还潜伏着的“左”倾思想，在 1930 年 5 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又发展起来，形成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930 年夏。瞿秋白经西欧回国。9 月 24 日—28 日，瞿秋白、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会上，向忠发作了《工作报告》，周恩来作作《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李立三作自我批评的发言，瞿秋白作《政治讨论的结论》。会议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在会上，瞿秋白正确地提出了“‘左’倾并不比右倾好些”的科学论断。会议批评了李立三对当时革命形势的错误分析。瞿秋白、周恩来等人提出和采取一系列措施，制止了立三“左”倾冒险行动，即“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 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1930 年 12 月，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筹备会在上海举行。瞿秋白、周恩来等参加了会议。

从“八七”会议到 1930 年冬，瞿秋白与周恩来等同志的协调工作，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恶果，制止“左”倾盲动主义，推进中国革命发展， 起了中流砥柱作用；为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贡献。这些历史功绩， 为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所肯定。也可以从敌人方面得到反证：1931 年 9 月，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向“国民政府”发出密令，以当时最高悬赏金额两万元， 通缉瞿秋白、周恩来，亦可见瞿周配合战斗效果之一斑。

1931 年 1 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米夫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支持下， 瞿秋白、周恩来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瞿秋白被排斥出中央政治局，将近 3 年没有分配工作。四中全会后周恩来到了中央

苏区。瞿秋白也于 1934 年 2 月到达江西瑞金。

周恩来和瞿秋白都是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团成员。当时正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以五十万兵力分四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周恩来在前线指挥“反围剿”战争。瞿秋白在瑞金主管文教和“红色中华”编务等工作。当时瞿秋白患了肺病，邓颖超从几里路外，亲自送来了面粉、白糖。这在当时是“最好的营养品了”。而当时，邓颖超也由于病痛缠身而行动艰难。这就更显出了周恩来、邓颖超伉俪对瞿秋白的关怀。

瞿秋白于 1935 年 6 月 18 日英勇就义于福建长汀后，周恩来对瞿秋白的壮烈牺牲，一直深切怀念和高度评价。对他的遗属安慰劝勉。1939 年秋，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在莫斯科见到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见她总是抑制不住悲痛，经常哭泣，就劝她“要养好身体，继承秋白遗志，好好为党工作”。并且肯定：“秋白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忍辱负重， 任劳任怨，无私无畏，忘我工作，英勇献身。”“这种崇高精神，是永远值得党和人民纪念的，也值得我好好学习。”他要杨之华坚信：“对党内的大是大非问题，党总是要实事求是地作出澄清的。”这些肺腑之言，使杨之华得到莫大的宽慰与鞭策。后来，杨之华等奉命回延安工作，途经新疆，被反动派下狱。1946 年，党中央把他们从狱中救出来，一到延安，周恩来就来看望安慰杨之华，井告诉她：“党中央已经给秋白同志作了很好的结论（指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瞿秋白的结论），你好好看看，你就可以放心了，不要再哭了，保重身体，好为党工作。

1955 年 6 月 18 日，秋白殉难二十周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秋白遗骨安葬仪式。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主祭。周恩来亲自抬着瞿秋白的骨盒，放进墓穴，瞿秋白同志的英灵得以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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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年代到 30 年代，周恩来与瞿秋白在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和共产国际活动中所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情谊，是神圣的、高尚的。它将永远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子孙后代所传颂发扬。注《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北京版

（王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