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30 年代，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紧对中国侵略。这时， 南开的教育有了长足发展。张伯苓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北方青年学生中的威望愈来愈大，他的思想也在明显变化。这个时期周恩来与张伯菩的接触，远远超出了师生之谊，而有着更深刻的内涵。

华北事变以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 年 5 月 15 日周恩来致函张伯苓。信中说：“先生负华北重望， 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想见从者如云，先生昔日之志，将得现于今日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步实现，成为这封信以后几个月的事情。1936 年 12 月 12 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的感召下，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在华清池扣留蒋介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此历史转折关头，周恩来身系民族安危，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奔赴西安，向张、杨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爱国官兵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并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与国民党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初步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战的转变。周恩来为挽救民族危亡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南开大学引起巨大反响。广大师生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以南大学生名义发表通电，提出“拥护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张伯苓关心蒋的安危。蒋介石的被释放，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张伯苓说这是“逢凶化吉”，“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为此，学校召开了庆祝大会，张伯苓在会上说：“西安事变这么解决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他为南开培养出象周恩来这样的学生而自豪。据说他还把周恩来的相片放到桌上，他立在桌旁，照了一张像。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加紧，张伯苓抗日的态度更加坚定。1937 年 7 月 29 日、30 日，日寇罪恶的矛头指向南开大学，狂轰滥炸，将美丽的南开园夷为平地。初步统计损失高达三百万元（法币），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损失的十分之一。正在南京的张伯苓向《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 而愈益奋励。”8 月中旬，他又在南京召集南大学生会负责人王玉堂、王缓昌、冷冰等开会。他说，现在是抗日爱国时期，你们可以到任何地方为国效力，到八路军那里也行，我可以通过周恩来校友给你们介绍。王玉堂、冷冰、张恩田、袁永一、沈士杰等同学当即表示愿意去延安参加八路军。通过张伯苓与周恩来联系，他们在学生会负责人王绶昌陪同下来到南京傅厚岗 46 号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同志接待了他们。

1938 年，张伯苓与周恩来还有一次有趣的见面。那年 5 月，张伯苓去武

汉为重庆南渝中学募款。他先后找了张群、孔祥熙。5 月 13 日武汉校友 108 人聚会欢迎张校长，并请来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同志正在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住在汉口长春街 67 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为了宣传抗日，扩大统一战线，周恩来足迹遍及武汉三镇，对广大群众和文化界、艺术界、妇女界、青年界发表演讲。这次南开校友的聚会在汉口金城银行二楼举行，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向校友们分析了抗战形势，指明了

努力方向，同时深情地回忆了在校时所受校长的哺育和南开精神的薰陶。他说：“南开除严格之训练与优良之校风外，有二点至可注意：一为抗日御侮之精神，一为注意科学训练。”聚会时，还放映了张伯苓带去的有关母校的幻灯片，当映出周恩来的相片时，张伯苓用手指着周恩来的头对大家风趣地说：“这个脑袋要值十万块钱呢！”在座的校友都知道，抗战以前国民党政府曾经以十万元悬赏过周恩来的头颅。有些校友说笑说：“校长可以领着周恩来到蒋先生那里，要几十万块钱，这不是很好的募款方法吗！”张伯苓笑了，周恩来和大家也一起笑起来。

此后，张伯苓的政治态度逐步发生变化。1938 年 7 月，他担任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当时，张伯苓常驻重庆沙坪坝南渝中学（重庆南开中学） 的津南村，交往各方面人士。津南村一时成了社交活动中心。傅作义、翁文灏、范旭东、侯德榜、马寅初、柳亚子都先后住在那里。当时的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曹禺、舒绣文、钱千里、陶金等也常去学校。南开学生中的国民党要人吴国桢、杜建时、张平群、段茂澜、施奎龄等也常是张家的门上客。1938 年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重庆，也把重庆南开中学作为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开展工作的阵地之一。他经常以校友身份去学校，或以师生关系到津南村拜访张伯苓、伉乃如，有一个时期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去，或者一人，或者与邓颖超同行。1939 年 1 月初，周恩来应张伯苓和南开校友会邀请，到南开午晴堂作《抗日必胜的十大论点》的报告，雄辩地论述了抗日必胜的原因，使张伯苓和在场的校友受到很大鼓舞。报告会后，张伯苓请周恩来、邓颖超吃饭，并请了周恩来的一些老同志作陪。席间，周恩来和张伯苓一起回忆起周恩来在南开上中学时演出新剧的情景，气氛相当热烈。继午晴堂演讲之后，1 月 9 日，南开校友会又在市区陕西街留春幄餐馆举行新年后首次聚餐会。周恩来又应邀参加，并即席发表《抗战建国与南开精神》的讲话。他再次强调：“抗战十八个月来，我已打下抗战必胜之基础，而在争取胜利中又奠定建国的基础，抗战前途极为乐观。南开传统的精神为抗日与民主，为苦干、穷干与实干。值此抗战转入第二期之际，望各校友发扬此种可贵的南开精神，为抗战建国而努力。”

1940 年春，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是“抗战、团结、进步”，还是“投降、分裂、倒退”笼罩着整个山城。周恩来多次向张伯苓分析抗战形势。1944 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尽快投降，援救进犯南洋的孤军，日本侵略军在 4 月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侵入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大部地区和贵州部分地区。国民党政府本来就要扩充兵源，准备反共反人民战争，便趁此机会，竭力鼓吹“十万青年从军”，打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旗号，欺骗青年。针对这个形势，周恩来又到津南村对张伯苓进行工作，向他揭穿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拼凑反革命武装力量的阴谋。事后张伯苓对副校长喻传鉴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不是一件好事。”对这次“从军”运动，南开师生作出了相应抵制。

1945 年 8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张伯苓闻讯十分高兴。8 月 28 日，毛泽东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等陪同下，到达重庆同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谈判。在 43 天紧张的日子里，毛泽东广泛深入地对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进行团结教育工作。9 月 6 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同志陪同下， 曾驱车津南村拜访张伯苓。第二天，张伯苓又到上清寺张治中宅回拜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