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高崇民

高崇民（1891—1971），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秘书参与起草张杨关于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积极拥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937 年参与成立东北民主救亡总会。此后在北平等地建立东总地方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斗争。1941 年在重庆主持东北救亡总会工作。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东北解放区安东省政府主席。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 年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参与领导东北解放区的各项建设，从事国民党军上层将领争取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编者

先父高崇民经常向我们讲述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说他为抗日救亡奔走多少年，“悔恨自己过去太瞎摸海了”，直到 1935 年受到孙达生同志的帮助，他才开始学习马列主义，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他称孙达生是他学习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1936 年 5 月，他因写《活路》小册子，主张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而受到蒋介石的通缉。张学良将军让王以哲将军派人把他送到天津英租界。在英租界，南汉宸同志每天为他讲解马列主义，先父称南汉宸是他中学老师。“西安事变”时，结识了周恩来，先父说：“周恩来副主席是我的大学老师。”一

“西安事变”爆发，震惊中外。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立即成立了“设计委员会”，作为事变的政治设计机构，委高崇民为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委员会。这个时候，西安方面围绕着“西安事变”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如何解决，是和是战意见纷坛，莫衷一是：12 月 17 日，张学良将军派飞机把周恩来接到西安。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谈话以后，即召开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军、政干部会。在这次会上，高崇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会议一开始，张将军首先请周恩来讲话。周恩来讲述了国内外的形势：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下，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这种形势下，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周恩来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讲述了矛盾转化的理论，教育启发了高崇民。自从 1935 年夏，高崇民接受红军提出的反蒋抗日的方针以来，通过他自己的实践也认识到：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就是打内战对日妥协的政策。为此，要抗日必须反蒋。高崇民听了周恩来的论述，在其思想里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周恩来讲话中肯定“西安事变”的性质是革命的义举，在客观上批驳了当时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对张、杨的无理攻击。这使高崇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和敢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精神甚为钦佩。周恩来讲到事变的两个前途：一个是引起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为蒋虽被扣，但其军事实力还在，特别是军权落在亲日派手中，他们借机挑起内战，使内战规模扩大的可能是存在的；一个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根据这个估计，中国共产党提出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的意见，很出乎与会者的意外，当时少数极左派，很有点杀气，他们在会场四周，布满了警戒，扬言：“有敢于释放蒋介石者，予以格杀。”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义正词严地指出了防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大意义。周恩来讲完后，会场一片沉寂，无人再敢发言。后来第一个发言的是王以哲将军，认为共产党

以救国抗日为先，不记前仇；和平解决的提议，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他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其后发言的有高崇民，他说：蒋介石发动内战，大举“剿共”达十年之久，惨杀共产党人何止万千，共产党这一决定是利国利民的，表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大公无私，古今中外无有先例。高崇民表示赞成周恩来的意见。这时，又有不少同志发言附议这个意见。放蒋的问题，就是通过这次会议解决的。

在张学良送蒋走的第二天，即 1936 年 12 月 26 日早，杨虎城将军拿来昨夜接到张学良将军的一封电报，让高崇民看，并把周恩来和王以哲也请到新城。他们四人共同研究张学良让立即释放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及几十架战斗机的电报，研究放不放这四个国民党中央大员，他们分析这件事究竟是张学良的意见，还是蒋介石逼张发的电报。王以哲说昨天在飞机场时张即曾嘱杨虎城放了这几个人。周恩来边听大家的议论，边沉恩，然后他说：既然把蒋介石都放了，再扣押其他大员已经没有意义。所以，他们四人一致的意见：把那些大员全部放走。会后杨将军发出晚宴请柬，欢送国民党大员回南京。

后来高崇民深有体会地说：“西安事变过程当中，虽一度处于危疑震撼的局面（指张学良被扣和‘二二’惨杀事条），终得安稳渡过，和平解决。” 这主要是由周恩来根据和谈原则与蒋介石代表顾祝同折冲樽俎，才不亢不卑地把震惊中外、轰动世界的“西安事变”和平结束。从此，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二

张学良将军被囚禁之后，周恩来想方设法进行营救。他原来想只要东北军团结、三位一体屹立，这就是营救张学良的力量；没有想到，发生了“双二杀王（以哲）事变”，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分化。所以，1937 年 3 月 18 日，周恩来给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写信，强调必须加紧东北各救国团体的统一运动用东北的群众力量，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1937 年 4 月，周恩来为到杭州与蒋介石谈判来到上海，对抗日联军第四军的代表李延禄作了指示，他说： “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尽快地把东北人民的救亡团体组织起来”，“先在上海开筹备会议，再去北平开成立大会”。由于周恩来在上海，并有这个指示，所以，高崇民、粟又文、刘澜波、张希尧等人即从北平到上海。在上海召开了有二百多人参加的东北救亡总会的筹备会议。周恩来具体指出东北救亡总会的任务：“一是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二是营救张学良将军；三是声援东北抗日联军”。周恩来具体指示：筹备会要由高崇民、阎宝航、栗又文主持。这样周恩来在给刘少奇的信中所指出的“在这些团体中，用最大力量来吸收井罗致东北名流，特别是东北军官来参加”的正确思想得到了实践。

高崇民、阎主航等人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于 1937 年 6 月 20 日在北平召开了东北救亡总会的成立大会。高崇民致开幕词，栗又文作“东总”章程的报告，中心是促蒋抗战，提出恢复张将军的自由，坚决打回东北老家去。东北救亡总会选出常委三十多人，推选出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陈先舟、卢广绩等为执行委员，下设领导机构：一处四部。“东总”成立时，有东北旅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十多个团体的代表参加，有东北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大学的代表参加，“东总”成立，即把东北的各种组织统一起来，形成了一股很强的抗日力量。

东北救亡总会成立不久，又发生了日本大规模侵华的芦沟桥事变，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人士纷纷南撤。高崇民、刘澜波、韩乐然经天津到济南，在济南成立东总分会，组织收容平、津流亡来的东北民众。在中共一再倡导国共合作、发动全民抗战的情势下，蒋介石不得不表示抗战，但是对人民的抗日活动仍采取限制的方针。戴笠借口全民都已抗战了，没有必要再保留救亡团体，救亡组织都应取消。这时候，周恩来在太原。为了研究请示“东总” 的工作，高崇民和刘澜波也到了太原。周恩来对他们说：抗战爆发了，但东北还没有收复，在关内的东北人民有必要组织起来，为收复东北失地而奋斗，东北救亡总会不能撤销。“东总”在内地开展工作，必须在国民党政府立案。周恩来认为高崇民与戴笠在“四维学会”时相识，可去南京向戴笠交涉此事。因此，高崇民到南京约王化一，向戴笠提出此事，征得戴笠同意，“东总” 得以注册立案，从此“东总”迁往南京。“八·一三”上海抗战之后，周恩来到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为了发展统一战线，周恩来指示要扩大团结的范围。他说，东北救亡总会在国统区开展抗日救亡斗争，争取合法很重要，应当吸收与国民党关系较深的东北上层爱国人士王化一、王卓然参加领导工作，有些事情只有他们能办，别人办不了。原来因为二王积极赞助蒋介石向张学良提出共同组织“四维学会”，以取代“复东会”的主张，“东总”的领导同志对二王有意见，故成立“东总”时就未吸收他们参加领导。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东总”于 1937 年 10 月 6 日，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决定把原来的执行委员会的制度，改组为主席团制，除了原来的五个执委为主席团成员外，又吸收了王化一、王卓然为主席团成员。周恩来的指示实际指导了这次“东总”组织机构的改组工作。

“东总”成立之后面临着日军侵华造成的颠沛流离的生活。1937 年底“东总”迁到武昌明月桥。在这种局面下，如何团结东北人民的力量开展救亡斗争，在领导层中发生了分歧意见。高崇民主张：凡东北军驻过的地方、东北人民比较多的地方，都可以成立“东总”分会或通讯处，使分散的斗争走上有组织的联合斗争。有的同志不同意，认为各地的斗争，可以由各地区组织起来，“东总”不一定形成一个组织系统。争论比较激烈。有的同志把这两种意见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两方意见各有优缺点，不过还应该倾听高崇民的意见；要把东北救亡总会办成一个“同乡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东北同乡，尽管有各种不同立场，只要不愿当亡国奴的，都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1938 年 1 月 19 日，“东总”在武昌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和执委会的联席会议，在通过的“关于救亡总会目前的任务和中心工作”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在东北人民中进行广泛的团结运动，扩大并建立各地分会组织，争取大多数人参加本会”，是自己的中心工作之一。根据这个精神，高崇民、陈先舟，于毅夫、栗又文、张希尧、邹大鹏等人分赴各地，和东北军各部队以及那里的东北同乡、爱国人士，联系进行建立各地分会的工作。先后建立的有在太原的山西分会，在西安的陕西分会，在深县的冀中分会，此外，还有成都分会和延安、宝鸡通讯处等二十多个下层单位，这样，就把分散于各地的救亡运动，汇集成了一股有组织的有领导的抗日洪流。

1937 年底，“东总”迁到武昌之后，高崇民收到了他的独子高存信从洛阳东北军炮六旅来的一纣信。高存信在“七七”事变后，在平汉线北段参加抗战，正定滹沦河防线被日军突破后，随国民党部队溃退到黄河南岸。此时正是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之后。他写信要求脱离东北军，到八路军去抗日。

高崇民完全赞同，并亲自去向周恩来提出这个请求。周恩来深表欢迎，周恩来十分重视发挥专业技术人才的作用，他了解到高存信是黄埔军校十期炮科毕业，又在东北军干炮兵，当即写信给八路军总部，介绍高存信去参加即将成立的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工作。高崇民持周恩来介绍信到郑州，住在华阳春饭店，对其子存信以及连长（前王以哲的随从参谋）杨之彦说：“前线溃退，全国局势也是一塌糊涂，抗战依靠谁已很明显，真正能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是延安。你们应当马上奔向延安，一切手续我给你们办。”

1938 年春，高崇民到西安组建了“东总陕西分会”，他认为西安是通往延安的要道，很有必要建立分会。分会建立起来之后，主要任务是搞抗日宣传和往延安及敌后输送进步青年。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的影响，他在八路军办事处领导下，做了大量上层统战工作，并动员了几批东北爱国人士去延安参观。1938 年 8 月，他也随参观团到了延安，晋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高崇民向他们提出了他对东北抗日救亡的意见，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东北干部支队，挺进敌后；他认为如能在八路军掩护下，组成近几万人的挺进支队，对于收复东北将是一支很大的生力军；他在国统区可以发动东北青年到延安参加这支队伍。中央原来即很重视东北干部的培养工作，遂后在 1939 年春建立了以李延禄为队长、张松（即李范五）为指导员的

东北部队，夏天又建立了一个东干队（即延安抗大三分校直属二队），于 1940 年秋，由队长张学思、指导员高存信率领，挺进冀中平原根据地，投入敌后抗日斗争。

到延安后，高崇民向周恩来提出的第二个要求，就是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示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决心。周恩来说：“这当然不成问题了，只是履行手续而已，不过你还要从工作便利方面考虑一下再决定。”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对高崇民说：“你在国统区搞统战工作，是否不入党比入党更便于工作呢？”高崇民从工作出发，服从了党的安排，自从那时起即以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徐彬如在这段工作中对高崇民的评价是：“周恩来很尊重高，认为他是我们自己人，东北事情依靠他”，高崇民“当时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们不知道，但都是按党员对待，我们知道什么情况告诉他，他知道什么情况也告诉我们。”

1939 年秋，国民党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东总”陕西分会被查封，高崇民在杜斌丞的帮助下，在西安王家巷四号租了一所房子，名义上是高崇民的私宅，实际为“东总”陕西分会的地下机关。分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这时候高崇民想方设法筹措经费，维持“东总”的开支，人们称呼他为“难民”。自从“九·一八”事变后进关，他就立志不作官，不经商，决心从事复土还乡的工作。他向张学良表示了这个决心，并要求能在生活上给以支持。张将军支持他的作法，每月给他三百元车马费，以维持生活。但自从“西安事变”后，张将军被蒋介石囚禁，高崇民的生活费就没有来源了。他就靠有钱的朋友，如胡圣一、杜斌丞等人帮助维持生活。当时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由林伯渠负责，林老几次给送生活费，高崇民都不接受。因为他知道我党经费十分困难。他总是想方设法，用朋友的钱，不愿增加党的负担，体现了他的一片爱党之心。这件事，被林伯渠反映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这时在重庆的东北救亡总会，也面临着国民党的迫害。党为了保护干部，把“东总”已经暴露的党员转移。1940 年 7 月，周恩来决定把于炳然撤退到延安。撤退时，周恩来对于炳然说：“你到西安之后，办一件事，高崇民生活已经

没有方法，林伯渠同志几次给他钱，他不接受。你要说服他，哪有只管工作，不要生活费的道理，一定要他接受。”于炳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西安将高崇民说服，林伯渠一次给了他三个月的生活费。高崇民领到党给他的生活费，心中感到无限的温暖。周恩来和林伯渠的关心，给了高崇民无穷无尽的力量：在那种白色恐怖下，他更加兢兢业业地开展统战工作，尽心竭力地办好“东总”陕西分会的工作。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东总”的负责人之一的徐仲航和成员李羽军被捕。李羽军坚贞不屈，在狱中被迫害致死。为了保护干部，周恩来决定将暴露身份的党员领导干部于毅夫撤走；尚未暴露身份的阎宝航、陈先舟等人，也另谋公开社会职业作掩护，坚持工作。同时决定安排高崇民到“东总”，以民主人士身份坚持“东总”工作。高崇民于 1941 年春，为办理乘飞机去新疆营救社重远手续，被戴笠骗到重庆，正处在被软禁的情况。周恩来找高崇民谈话，讲了当时的形势，他说：“现在形势比较紧张，为了使干部不再遭受损失，对他们能撤走的撤走，能隐蔽的隐蔽，安排你来坚持‘东总’工作，你以民主人士身份工作就更方便一些。”他指出： “‘东总’一定要存在下去，东北同胞一定要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这个底就是收复东北老家，打到鸭绿江边。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不移的路线，也是广大东北人民衷心拥护的主张。但是国民党并不要抗战到底，早在 1939

年 1 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对抗战到底的解释是：‘恢复到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就是不要收复东北，牺牲东北，换取对日本侵略者的妥协投降的反动方针。广大东北人民当然不能接受这种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摆在‘东总’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坚持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只要东北救亡总会这个牌子存在，蒋介石就很难出卖东北。”从此，高崇民在重庆的五年，就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