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同舟 力维大局

张冲最初是陈果夫、陈立夫的部属，后来成为陈立夫办理对苏外交及与中共谈判的副手，最后脱离“调查统计”工作，直接受蒋介石的指挥。在张冲与周恩来频繁接触的 5 年多（1936—1941 年）时间里，虽然各自代表所属党的立场和观点，但正如周恩来后来在《新华日报》代论《悼张淮南先生》中所言：“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然自相识之日始， 直至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坚持国策，至死不移。淮南先生诚五年如一日。”“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张冲也十分钦佩仅长他几岁的周恩来的为人和才干，他常说：“周恩来先生是当代出色的政治家。如果共产党取得政权， 担任外交部长的一定是周恩来先生。”当然，他们之间的接触交往不都是一团和气、一帆风顺的，但每当遇到问题发生争执时，双方都能以“敌人所欲为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的准则互相勉励，互相提醒，进而增进了信任，加强了友谊，为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张冲性情随和，为人豁达，聪慧敏锐，能言善辩，他“为国民党的青年中委，但从未以此骄人，且曾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亦从未染近日‘调查统计’工作的习气，在平时待人接物，尤极谦和，而青年英俊之气，亦未稍衰”（周恩来语）。加之他学贯中西，见多识广，思想较为开朗，故而容易接受新事物，听得进不同意见。周恩来对他“这种动定咸宜的守身立世之道”极表赞赏。在大敌当前，共御外侮的斗争中，在国共合作的交往中，张冲受到周恩来思想、作风、品格、才干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思想认识有了很大进步，确实为联苏联共、团结抗日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张冲精通俄文， 熟知苏联的风土民情，他的第二位夫人还是苏联人，故从 1932 年起就参与了对苏外交。1936 年春，张冲与孙科、冯玉祥、陈立夫，邵力子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张冲担任理事。该会在汉口推请张冲创办俄文专修学校。张冲不顾教学俄文有被“赤化”的嫌疑，慨然应允，为“联苏”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1937 年 8 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11 月，他又作为赴苏“实业考察团”（实为军事代表团）副团长，奉命直接与斯大林会谈，议定苏联援华办法。深居简出，很少与外人接触的斯大林单独约见张冲达 5 小时之久，可见其重视之程度，这次出访，争取到了大量的军援，如后来保卫大武汉时的唯一的一支国际空军部队，就是由苏联空军组成的。张冲回国后即被蒋介石遴选为军事委员会顾问处中将处长，专司对苏事务，成为国民党内主张联苏的中坚分子。他与冯玉祥、贺耀祖，邵力子、张治中等“亲苏派” 时相往来，与驻苏大使邵力子（接替杨杰）以及被称为“国共夫妻”的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倪斐君夫妇的关系更非一般（张冲逝世后，丧仪及生平事略均分别由贺耀祖主持和撰写）。张冲内引外联，广揽人才，积极开拓， 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为争取外援做出了贡献。因而周恩来谓其“在国，国内合作成，出国，国际强援树，去国事顿，回国势转，先生虽非决最后大计者，然其任事之勇，奔走之劳，已匪异人任了。”为此，苏联总顾问回国述职返回重庆时，还带来了斯大林送给张冲的一件高级西装大衣，以示问候。张冲则以顾问处名义向斯大林回赠了一件珍贵的水獭皮大衣。

与此同时，张冲仍尽心尽力地从事国共的联络工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置顽固派的攻击陷害于不顾，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以帮助。在重庆， 凡周恩来对蒋介石提出要求和见蒋，或蒋介石要见周，都由张冲充任联络和安排，并居中周旋，从大局处努力。在顾问处常可听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 而张冲接电话时通常总是用这样的话开始：“喂，我是淮南，你是恩来吗？” 关系融洽由此可见一斑。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的住处处在特务的重重监视之下，张冲不顾个人安危，尽力保证周恩来顺利地进出，开展工作。有时实在没办法，就将他们的会晤地点放在重庆枣子岚垭张冲的寓所“乐庐”。周恩来之所以能在 1939 年春到安徽、浙江等地视察慰问新四军、回乡省亲等，同年夏天又顺利返回延安议事，都是与张冲的大力协助分不开的。是年夏天， 国民党当局己同意周恩来北返延安，但当周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借故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双方争执之时， 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张冲眼见情况有异，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侍从室，找到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起去见蒋介石，取到蒋介石手今后，又亲自送往机场，直至周恩来上飞机才放心。事后，张冲愤愤地说：“这是顽固分子在捣乱，蓄意制造国共分裂！”

在交往中，周恩来对张冲的影响和帮助是很多的，除了对他的一些错误

观点及时指正外，还特别注意用事实纠正其偏见。如重庆《新华日报》的发行出售屡遭特务破坏干扰，周恩来开始向张冲提出这个问题时，张冲不以为然，认为是夸大了事实。周恩来就陪他去现场。在亲眼目睹了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的情景后，张冲也感到气愤，随即采取了力所能及的制止措施。1941 年 1 月，国民党悍然发动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举世为之震惊。张冲闻讯，痛心疾首，他对部下说：“生死存亡之时，还做这等兄弟相煎之事，可耻！可悲！”他看了《中央日报》关于事变的报道，对其歪曲事实的一派胡言非常不满，当众将报纸摔在地上，双手交于背后，在办公室踱来踱去，许久不发一言，气得饭也不吃。而当《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的题辞“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有关社论报道，揭露事件真相后，他则深表同情。国民党顽固派害怕进步舆论，指使特务无理没收报纸，殴打报童，去《新华日报》门市部捣乱，政治压迫愈演愈烈。1 月 18 日，

《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涂国林被特务拘捕，周恩来当即通过张冲迫使当局将人放回。2 月中旬的一天，《新华日报》发行受阻，张冲亲自陪同周恩来赶赴现场，于寒冷的黑夜里，在曾家岩十二小学的宪兵队门前盘恒交涉达两个多小时。最终迫使宪兵队退还被扣压的报纸，周恩来随即将报纸当场分发给围观的群众。这场景，就是今天我们从文艺作品上所看到的当年那桩“报事”斗争的“模特”背景。当夜，我党干部陈家康送张冲上车回家时，张冲问陈家康对近日之事作何想法。陈家康说：“成功，是国家民族之福：不成功，坚持到死不变。”张冲听后喟然长叹：“我死必在君先！”

张冲出此悲言，不是没有道理的。从远处看，国共合作“五年来国内外风波频起，淮南先生尤首当其冲，而风波之险，谣诼之多，甚且浸及先生。但淮南先生辄处之泰然，绝未以一时‘行情’动其心态，变其神态。且困难愈甚，而先生之努力亦愈多，奔走亦愈勤”（周恩来语）；由眼前说，“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一月事起，二月报事随之， 三月为参政会期，四、五月有中条山战役，此中风浪之险环境之恶，为五年来所创见。先生劳神焦恩，力维大局，备极憔悴”（周恩来语）。张冲力促国共合作的如此作为，自然深遭顽固派之忌恨，意欲除之而后快。就在此时， 在国民党的一次高级会议上，当张冲谈出国民党应继续与共产党合作的观点时，与会的一个死硬派反共人物竟破口大骂，还猛然将茶杯向张冲掷去，幸而未中。张冲遭此侮辱，颇为灰心，加之对时局的担忧，自感回天无力，心情沉重，甚至准备必要时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心态。张冲对周恩来说：“一朝之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这一时期，张冲的处境确实是很艰难的。他既不满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想极力弥合两党裂痕；却又必须不折不扣地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周旋。己所不欲者而为之，矛盾而又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他在蒋介石和中共代表问频频穿梭往来，以期双方都能做些让步。但中共历来不拿原则做交易，更何况一月“皖变”、二月“报事”、三月“参政会风波”、四、五月“中条山战役”都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发动制造的。一次，为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一事，张冲又与周恩来谈了三个小时， 他苦苦哀求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等出席参政会，甚至说为了国家计， 他跪下请求也可以。周恩来马上劝道：这不是个人问题，政治压迫，军事进攻，人身伤害，我们确实无步可让。经过中共的坚决斗争和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影响，蒋介石才软了下来，又是召见周恩来，又是由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

来等，国共关系才趋向一定的缓和。

虽然蒋介石还要用张冲做挡箭牌，对他“慰勉有加”，并委任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副部长；虽然他仍置顽固派的攻击于不顾，为弥合国共两党裂痕而奔走呼号，但他己预感到国共关系将跌入低谷，自己也可能遭受顽固派的毒手，心情至为沉痛。他每天一回家，便大声叫喊着夫人的名字，仿佛是怕家中出什么事。一天，张冲叫来顾问处会计叶至刚，郑重嘱咐：“顽固派对我在国共两党间的折冲很有意见，近来我的行动已受到监视，说不定哪一天会被他们暗杀。”说完，取过信笺，给家属立下遗嘱，并交代道：“我一旦身遭不测，你必须把保险柜里我和周恩来先生历年往来的信件全部烧毁，不能留下一书半纸。”张冲逝世后，周恩来也嘱咐叶至刚，将他与张冲的往来信件烧掉。迫于形势，大量珍贵的信件被毁，殊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