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事实正象程思远所感受的,在争取李宗仁回国长达近十年的艰苦努力
中,他五次北上京城,每一次都是周恩来亲自安排、部署。工作之细致,设想之周密,是程思远始料不及的。可以说,是周恩来为李宗仁平安回到祖国铺设了一条平坦的大道。
1956 年 4 月 28 日,程思远第一次到北京。虽然他和周恩来还是 18 年前见过面,但周恩来还是一眼认出了这位高个子使者。在中南海紫光阁大厅中, 周恩来同程思远进行了亲切、愉快的交谈。周恩来深知,这些身居海外的同胞对我党的政策并不十分了解,而这又是他们决定人生命运的重要因素。因此,第一次交谈,他就坦诚地向程思远阐明了中共的内外政策,说明当前中共的基本方针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 以诚相见。他情意恳切地对程思远说:“过去,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的国共合作。”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把党争取李宗仁的工作提到国共再度合作的高度。接着,周恩来话锋一转落到争取李宗仁的工作上,请程一定将这一信息转达海外人士和李宗仁。周恩来的真情深深打动了程思远,他当即表示要为周恩来交付的任务而努力。
1959 年,周恩来获悉:李宗仁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他提出有一批文物要无代价贡献祖国,并吐露了落叶归根的心愿。这一信息受到周恩来高度重视,他立即召见程思远,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绩,并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周恩来说:“李宗仁先生出于爱国热情要向祖国贡献一批文物,政府表示赞赏。”“但国家接受文物是要给以报酬的。”对李宗仁回国的要求,周恩来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时机尚未成熟”,他提出要李宗仁先到欧洲与程面谈,然后再做决定。
周恩来的考虑是慎重的。第一,当时国内形势比较复杂,国民经济已出现困难;第二,从李宗仁的处境来讲一直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蒋帮特务的监视。稍有不慎,出现闪失,造成的影响是难以补救的。更重要的是,李宗仁虽然有了归国的意向,但思想准备是不足的,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对美国仍抱有幻想。
这些情况说明,工作的难度还是相当大的。周恩来嘱咐程思远,一定要从思想上帮助李宗仁摆脱对美国的幻想,靠拢新中国。
1960 年底,美国大选揭晓,年轻的海军军官肯尼迪当选为总统。这使李宗仁产生一种错觉,他认为麦卡锡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国会中援蒋集团的头目诺兰也失去政治影响了,应该鼓动肯尼迪改变对华政策。因此,他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一方面祝贺他当选总统,一方面促进他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肯尼迪的回信中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周恩来得到消息后传话李宗仁:“目前肯尼迪政府困难重重,不能期待他对华政策有任何转变,李先生的立场应超然一点,不要对美国政府抱有幻想。”
事实的教育和周恩来的提醒,使李宗仁的思想日渐靠拢新中国。1962 年11 月,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时,李宗仁发表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文中对尼赫鲁的思想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文章指出:尼赫鲁第一想利用边界问题解决印度内部矛盾;第二想利用中印冲突来争取美援。文中同时指出,美国抨击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的作法对美毫无稗益,只能伤害中国人的感情。1963 年,李宗仁会见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
赛丽时,承认自己同蒋介石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们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