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国有化

大家都知道，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谈“调节经济生活”而避开银行国有化问题，就等于暴露自己的极端无知，或者是用华丽的词句和事先就拿定主意不准备履行的漂亮诺言来欺骗“老百姓”。

要监督和调节粮食的运送以至食品的生产和分配，而不监督和调节银行的业务，那是荒谬可笑的。这就像只抓偶然碰到的“几个戈比”，而闭眼不看成百万的卢布。现代银行同商业（粮食及其他一切商业）和工业如此密不可分地长合在一起，以致不“插手”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然而，国家“插手”银行也许是一种非常困难复杂的事情吧？有人常常就是竭力拿这一点来吓唬庸人，而这样做的当然是资本家及其辩护人，因为这样对他们有利。

其实，银行国有化决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也绝对没有任何技术上和文化上的困难，障碍完全来自一小撮富人谋求卑鄙的私利。人们常常把银行国有化同没收私有财产混为一谈，这应当归咎于散布这种混乱概念的资产阶级报刊，因为它们一心想欺骗公众。

银行所支配和银行所汇集的那些资本的所有权，是有印制和书写的凭据为证的，这些凭据就叫作股票、债券、期票、收据等等。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即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时，这些凭据一个也不会作废，一个也不会改变。谁的存折上有 15 个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旧是 15 卢布的

所有者，谁有 1500 万卢布，在银行国有化以后，他仍然握有 1500 万卢布的股票、债券、期票、货单等等。

那么，银行国有化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在于对各单个银行及其业务不可能实行任何真正的监督（即使取消了商业秘密等等），因为无法查出它们在编制资产负债表、虚设企业、成立分行、冒名顶替等等时所采取的种种极复杂、极纷繁、极狡猾的手段。只有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这种合并本身丝毫也不改变财产关系，再说一遍，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才有可能实行真正的监督，当然，同时还要采取上述其他各种措施。只有实行银行国有化，才能使国家知道几百万以至几十亿卢布流动的来去方向、流动的方式和时间。只有监督银行，监督这个资本主义周转过程的中枢、轴心和基本机构，才能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做好对全部经济生活的监督，做好对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才

能做到“调节经济生活”，否则这必将仍然是欺骗老百姓的一句部长式的空话。只有把各个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对它的业务进行监督，再采取一系列简单易行的措施，才能真正征收到所得税，才不致发生隐瞒财产和收入的事情，而现在的所得税在极大程度上都落空了。

银行国有化只需颁布一项法令，银行经理和职员自己就会付诸实施。不需要国家设立任何特别机构和采取任何特别的准备步骤，这项措施只要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一举”实现。因为资本主义既然发展到了通用期票、股票、债券等等的程度，那它也就恰好在经济上造成了实行这种措施的可能性。这里剩下的事情只是合并帐务。如果革命民主国家作出决定：立刻用电报通知在每个城市中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会议，在各州和全国范围内召开银行经理职员代表大会，以便立刻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那么这一改革在几星期内就可以完成。当然，那些经理和高级职员会进行抗拒，竭力欺骗国家，故意拖延等等，因为这班老爷将会失去他们收入特别多的职位，再不能施展他们获利特别大的欺诈手段，全部实质就在于此。可是，合并银行并不会有丝毫技术上的困难，如果国家政权不只在口头上是革命的（即不怕破除一切因循守旧的积习），不只在口头上是民主的（即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维护一小撮富人的利益），那么，只要颁布一项法令，用没收财产和监禁的办法来惩治那些对事情稍有拖延和企图隐瞒文据报表的银行经理、董事和大股东；只要——比如说——把那些穷职员单独组织起来，并给他们中揭发富人的欺骗和拖延行为的人发奖金，银行国有化就可以极顺利极迅速地实行。

银行国有化对于全体人民，特别是对于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大众，而不是对于工人（因为工人很少同银行有来往），好处是非常大的。劳动将大大节省，假定国家仍保持银行原有职员的数量，那就是说，在使银行得到普遍利用方面，即在增加分行数目，银行业务便利公众等等方面会有极大的进步。正是对小业主，对农民来说，信贷将变得非常方便和容易。国家也就第一次有可能首先是考察一切主要的金融业务，不准加以隐瞒，接着监督这种业务，然后调节经济生活，最后是获得几百万以至几十亿的巨款，用于国家经办的大规模的业务，而不必再向资本家老爷们支付巨额“佣金”，作为他们的“酬劳”。正因为这样，而且只因为这样，一切资本家、一切资产阶级教授、整个资产阶级以及所有为它效劳的普列汉诺夫之流和波特列索夫之流，都怒火万丈地叫嚣反对银行国有化，臆造出几千个借口来反对这个极简单而又极必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即使从国家“防御”的观点，即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也有极大的好处，它可以大大地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

这里也许会有人反驳说：像德国和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却没有想要实行银行国有化呢？

我们回答说：因为，这两个国家虽然一个是君主国，一个是共和国，可是二者都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既然是这样的国家，在实行它们所必需的改革时就要采用反动官僚的手段，而我们在这里说的则是革命民主的手段。

这个“小小的差别”有极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个差别，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照例不”想的。“革命民主”一语在我国（特别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里）几乎成了一句口头禅，就像“感谢上帝”这句话一样，即使不是愚昧到相信上帝的人也常常会说的，或者像“可敬的公民”这个称呼，

有时甚至也用来称呼那些《日报》**^[149]或《统一报》^[17]**的撰稿人，虽然几乎人人都看得出来，这些报纸是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创办和出钱维持的，因而所谓的社会党人参加这些报纸本身是很少有“可敬”之处的。

如果不是把“革命民主”当作公式化的装饰门面的词句，当作口头禅来用，而考虑到它的意义，那么要做一个民主主义者，就要真正重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只顾少数人的利益，要做一个革命者，就要最坚决最无情地打破一切有害的过时的东西。

无论在美国或德国，无论是政府或统治阶级，就我们所知，根本不追求“革命民主”这个称号，而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追求这个称号（其实是玷污这个称号）。

在德国一共只有四个全国性的私人大银行，在美国只有两个。对于这些银行的金融大王来说，用私下的、秘密的、反动的手段而不是革命手段，用官僚手段而不是民主手段来实行联合，比较容易，比较方便，比较有利；他们收买国家的官吏（这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成了通例），保持银行的私有性质，这正是为了保守业务秘密，正是为了从国家那里赚取亿万“超额利润”，正是为了确保金融诈骗勾当。

无论美国或德国，“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都是给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农民）建立了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了天堂。这些国家的调节就是把工人“勒紧”到挨饿的地步，就是保证（在私下用反动官僚手段）资本家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

这种办法在共和制的帝国主义的俄国也完全可能实行，而且正在实行，不仅米留可夫之流和盛加略夫之流在实行，克伦斯基同捷列先科、涅克拉索夫、别尔纳茨基、普罗柯波维奇等等也在实行，他们也是用反动官僚手段来掩护银行的“不可侵犯”，掩护它们获取暴利的神圣权利。最好还是说真话吧：有人想在共和制的俄国用反动官僚手段来调节经济生活，可是，由于“苏维埃”的存在，“常常”难以实行，第一个科尔尼洛夫曾想驱散“苏维埃”，没有成功，第二个科尔尼洛夫又会竭力设法来驱散它的⋯⋯

这就是真话。这句朴实的真话虽然很辛辣，但对人民的启发却比说什么“我们的”、“伟大的”、“革命的”民主等等动听的谎话要有益得多。

银行国有化将会大大有助于保险事业的一并国有化，也就是把一切保险公司合并成一个，把它们的活动集中起来，受国家的监督。只要革命民主国家颁布一项有关法令，责令各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和大股东各自认真负责地毫不迟延地实行这种合并，那么，通过保险公司职员代表大会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实现这种合并。保险事业方面的几亿资金是资本家投入的，全部工作是由职员进行的。把这一事业统一起来，就可以减低保险金，使所有投保者能够获得许多便利，并大大减轻他们的负担，在原有人力和资金的条件下可以增加投保者的数目。除占据肥缺的一小撮人的因循守旧和自私自利以外，决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阻碍这种改革，而这种改革又能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节省国民劳动，为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调节经济生活”又开辟一些极为重要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