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如果把马克思在 1875 年5 月 5 日给白拉克的信同我们在前面研究过的恩格斯在 1875 年 3 月 28 日给倍倍尔的信粗略地对照一下，也许会觉得马克思比恩格斯带有浓厚得多的“国家派”色彩，也许会觉得这两位著作家对国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别。

恩格斯建议倍倍尔根本抛弃关于国家的废话，把国家一词从纲领中完全去掉而用“公团”一词来代替；恩格斯甚至宣布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马克思却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①。这就是说，似乎他认为就是在共产主义下也还需要国家。

但这种看法是根本不对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和国家消亡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话指的正是正在消亡的国家制度。

很清楚，确定未来的“消亡”的日期，这是无从谈起的，何况它显然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仿佛存在差别，是因为他们研究的题目不同，要解决的任务不同。恩格斯的任务是要清楚地、尖锐地、概括地向倍倍尔指明，当时流行的（也是拉萨尔颇为赞同的）关于国家问题的偏见是十分荒谬的。而马克思只是在论述另一个题目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时， 顺便提到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

究竟根据什么材料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

这里所根据的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 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 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

马克思首先扫除了哥达纲领在国家同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造成的糊涂观念。

他写道：“⋯⋯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 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25 页。——编者注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1 页。——编者注

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①

马克思这样讥笑了关于“人民国家”的一切空话以后，就来提出问题， 并且好像是告诫说：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只有依靠确实肯定了的科学材料。

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十分正确地肯定了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现代机会主义者所忘记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时期或特殊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