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组织的发展

苏维埃民主制即目前具体实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在于:第一,选举人是被剥削劳动群众,排除了资产阶级;第二,废除了选举上一切官僚主义的手续和限制,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并且有罢免当选人的完全自由;第三,建立了劳动者先锋队即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最优良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使劳动者先锋队能够领导最广大的被剥削群众,吸收他们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根据他们亲身的体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从而第一次着手使真正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并且开始管理。

这就是在俄国实行的民主制的主要特征,这种民主制是更高类型的民主 制,是与资产阶级所歪曲的民主制截然不同的民主制,是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和使国家能开始消亡的条件的过渡。

当然,小资产阶级涣散组织的自发势力(在任何无产阶级革命中,这种 自发势力都必然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而在我国革命中,由于我国的小资 产阶级性质、落后以及反动战争所造成的恶果,更表现得特别厉害),也不能不对苏维埃产生影响。

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苏维埃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织。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成员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 埃成员实际参加管理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正在变成一种逐渐同各人民委员部合并的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愈多样化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广泛的经验来检验它,并且定为法规。

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做完 8 小时“份内的”生产劳动之后,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国家义务。过渡到这一点特别困难,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这种转变是新鲜事物,是一件难事,当然会产生许多可说是摸索的步骤,许多错误和动摇,——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任何显著的进步。在许多想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看来目前情况十分独特,因为他们惯于抽象地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而又在两者之间意味深长地加上一个词:“飞跃”(有些人想起从恩格斯著作中看到的片言只语,作了更加意味深长的补充:“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①)。“在书本上读过”社会主义,却从来没有认真加以钻研的大多数所谓社会主义者,都认识不到:社会主义的导师们是从全世界历史上的转变这个角度把那种突然转折称之为“飞跃”的,这种飞跃要延续 10 来年或更长的时间。自然,在这样的时期,在所谓“知识界”中,会出现无数的哭丧妇:有的哭立宪会议**[19]**, 有的哭资产阶级纪律,有的哭资本主义秩序,有的哭文明地主,有的哭帝国主义的大国地位以及诸如此类等等。

大飞跃时代真正应该注意的是:旧事物的碎片极多,并且有时比新事物的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的数量积累得更快,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找出最重要的环节,有这样的历史时刻,当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多积累一些碎片,就是多破坏些旧机构;也有另一种时刻,即在破坏已经够了的时候,那就需要做些“平凡的”工作(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看来是“枯燥无味的”工作),清除地面上的碎片;还有一种时刻,这时最重要的是精心照料在瓦砾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从碎片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

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 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 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

苏维埃同“人民”之间,即同被剥削劳动者之间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这种联系的灵活性和伸缩性,是消除苏维埃组织的官僚主义弊病的保证。即使是世界上民主制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议会,贫民也从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机关。而苏维埃在工农群众看来,则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无论是谢德曼式的,或者是同他们如出一辙的马尔托夫式的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都厌恶苏维埃,羡慕体面的资产阶级议会或立宪会议, 正如 60 年前屠格涅夫羡慕温和的君主贵族立宪制,而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农夫民主制**[261]**一样。

正是苏维埃同劳动“人民”的亲密关系,造成一些特殊的罢免形式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些现在应该大力加以发展。例如,国民教育委员会, 作为苏维埃选民及其代表为讨论和监督苏维埃政权在这方面的工作而举行的定期会议,是应该得到充分的赞同和支持的。如果把苏维埃变成一种停滞不前的和自满自足的东西,那是再愚蠢不过的。现在我们愈是要坚决主张有绝对强硬的政权,主张在一定的工作过程中,在履行纯粹执行的职能的一定时期实行个人独裁,就愈是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23 页。——编者注

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