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党国际的状况

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义务正是在现时特别突出地提到了首要地位。现在，只有懒汉才不拿国际主义发愿起誓，连沙文主义护国派，连普列

汉诺夫先生和波特列索夫先生，连克伦斯基也都自称为国际主义者。所以无产阶级政党更有责任把真正的国际主义和口头上的国际主义作一个鲜明、确切、清晰的对照。

只向各国工人发表宣言，空口担保自己忠于国际主义，企图直接或间接地规定各交战国革命无产阶级发起行动的“顺序”，硬要在各交战国社会党人之间订立关于革命斗争的“协议”，忙于召开社会党代表大会以开展和平运动，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主张、企图或计划，无论它们的炮制者怎样真诚，但从客观意义来看，都只是空话，至多不过是天真的善良愿望，只能为沙文主义者欺骗群众打掩护。在玩弄议会欺诈手段方面最圆滑、最老练的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早就打破了纪录，他们一方面高喊空前响亮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词句，同时又极其可耻地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加入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内阁，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或公债（像齐赫泽、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近来在俄国所做的那样），反对本国的革命斗争等等。

好心肠的人常常忘记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严峻而又险恶的环境。这种环境容不得空谈，而且会嘲弄天真甜美的愿望。

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

除此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欺人之谈和马尼洛夫精神**^[32]**。

战争爆发两年多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所有国家都造成了三种派别；谁要是离开现实的基础，不承认这三种派别的存在，不对它们进行分析，不为真正的国际主义派进行彻底斗争，他一定会软弱无力，束手无策，陷入错误。

三种派别如下：

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这些人同意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首先是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

这些人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各国正式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大多数都是这样。这就是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先生之流，德国的谢德曼之流，法国的列诺得尔、盖得、桑巴等，意大利的比索拉蒂之流，英国的海德门、费边社分子**^[33]**和“拉布分子”（指“工党”的领袖们）^{**[34]**
，瑞典的布兰亭之流，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和他的党，
丹麦的斯陶宁格和他的党，美国的维克多·伯杰及其他“保卫祖国派”等等。}

第二派即所谓“中派”，这些人摇摆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之间。

所有“中派”分子都赌咒发誓，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说他们赞成和平，赞成对政府多方施加“压力”，从多方面“要求”本国政府“表达人民的和平意志”，赞成各种各样有利于和平的运动，赞成没有兼并的和约等等，同时也赞成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讲和平。“中派”赞成“团结一致”，反对分裂。

“中派”是小资产阶级的善良空话的王国，口头上是国际主义，实际上是胆怯的机会主义，向社会沙文主义者讨好。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派”不相信用革命来反对本国政府的必要性，不宣传革命，不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而捏造各种最卑鄙的——听起来好像是绝顶“马克思主义”的——借口来躲避革命。

社会沙文主义者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者。他们是那些客观上被资产阶级收买（用优厚的工资、荣耀的职位等等）的工人阶层和集团，他们帮助本国资产阶级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帮助他们为瓜分资本主义的赃物而进行争斗。

“中派”是一些被腐朽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的环境等等败坏了的守旧派，是习惯于待遇优厚的职位和“安稳的”工作的官吏。从历史上和经济上来讲，他们并不代表一个特殊的阶层，而只是代表工人运动从过去的阶段即从 1871—1914 年的阶段向新阶段的过渡；过去的阶段给了无产阶级许多宝贵的东西，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所必需的一门艺术方面，这门艺术就是广泛而又广泛地进行缓慢的、坚持不懈的、有系统的组织工作；从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开创了社会革命的纪元那时起，新阶段的到来在客观上就成为必然的了。

“中派”的主要领袖和代表卡尔·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 年）最有威望的人物，是彻底毁坏马克思主义、毫无气节、从 1914 年 8 月起就非常可鄙地动摇和叛变的典型。“中派”就是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和帝国国会中的所谓“工作小组”^[35]，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和整个所谓“米诺利特”（少数派）^[36]，英国的菲力浦·斯诺登、拉姆赛·麦克唐纳和“独立工党”**^[37]的其他许多领袖以及一部分英国社会党^[38]**的领袖，美国的莫里斯·希尔奎特以及其他许多人，意大利的屠拉梯、特雷维斯、莫迪利扬尼等，瑞士的罗伯特·格里姆等，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之流，俄国的组织委员会的党——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齐赫泽、策列铁里等等。

自然，个别人有时会不知不觉地从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转到“中派”立场，

或者从后者转到前者。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个阶级随意转到另一个阶级，但阶级是各不相同的；同样，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个派别随意转到另一派别，虽然有人力求融合各个派别，但政治生活中的派别是各不相同的。

第三派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39]（我们把他们
1915 年 9
月发表的宣言作为附录转载于后，使读者能够就原件了解这一派别的产生）。}

这一派的主要特点就是他们既同社会沙文主义也同“中派”彻底决裂。他们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来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和本国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他们的原则是“主要的敌人在本国”。他们坚决反对社会和平主义者的甜言蜜语（社会和平主义者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梦想不打破资本的枷锁和统治而获得永久的和平），反对利用种种借口来否认因这次战争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的、适当的和及时的。

这派最有名的代表，在德国是“斯巴达克派”即“国际派”^[40]，卡尔·李卜克内西就是它的成员。卡尔·李卜克内西是这一派别和真正无产阶级的新国际的最有名望的代表。

卡尔·李卜克内西号召德国工人和士兵把枪口转向本国政府。卡尔·李卜克内西曾在国会（帝国国会）的讲台上公开发出这一号召。随后他又到柏林一个最大的广场——波茨坦广场上，向示威群众散发秘密印成的传单，号召“打倒政府”。他被逮捕并被判处苦役。他现在被关在德国的苦役监狱里，在德国少说也有几百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反对战争而被监禁。

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他的演说和信件中，不仅同他本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波特列索夫之流（即谢德曼之流、列金之流、大卫之流，等等）作无情的斗争，而且同他本国的中派即同他们的齐赫泽、策列铁里（即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之流）作无情的斗争。

在 110 个议员中，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奥托·吕勒两个人破坏了纪律，破坏了同“中派”和沙文主义者的“团结一致”，反对全体议员。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个人代表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事业，代表无产阶级革命。除他以外，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像罗莎·卢森堡（她也是“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和领袖之一）所正确形容的那样，已变成了一具发臭的死尸。

德国另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团体是不来梅的《工人政治》^[41]。

堪称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在法国有洛里欧和他的朋友们（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已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以及在日内瓦出版《明日》杂志^{[42]
的法国人昂利·吉尔波；在英国，有《工联主义者报》[43]
及英国社会党和独立工党的部分党员（如罗素·威廉斯，他曾公开号召同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们分裂），有苏格兰的国民教师社会党人马克林，他因从事反战的革命斗争
而被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判处苦役，因同一罪名而入狱的还有几百个英国社会
党人。他们，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美国，有“社会主义工
人党”[44]}以及机会主义“社会党”^[45]内那些从 1917 年 1 月开始出版《国际主义者周报》[46] 的人；在荷兰，有出版《论坛报》的“论坛派”（潘涅库克、赫尔曼·哥尔特、怀恩科普、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后者曾是齐美

尔瓦尔德的中派，现在已转向我们）^[47]；在瑞典，有青年党或左派党**^[48]**，党的领袖有林德哈根、图雷·涅尔曼、卡尔松、斯特勒姆、塞·霍格伦，霍格伦曾在齐美尔瓦尔德亲自参加建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工作，现因进行反战的革命斗争而被判罪入狱；在丹麦，有特里尔和他的朋友们，他们退出了以斯陶宁格大臣为首的完全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丹麦“社会民主党”

^[49]；在保加利亚，有“紧密派”^[50]；在意大利，最接近国际主义的是党的

书记康斯坦丁诺·拉查理和中央机关报《前进报》^[51]的编辑塞拉蒂；在波兰，有拉狄克、加涅茨基和其他由“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统一起来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此外还有罗莎·卢森堡、梯什卡和其他由“总执行委员会”^[52] 统一起来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瑞士，有一些左派，他们草拟了举行“全民投票”的理由书（1917 年 1 月）同本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作斗争，1917 年 2 月 11 日，他们在特斯举行的社会党苏黎世州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原则上革命的反战决议**^[53]**；在奥地利，有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左派青年朋友，其中一部分人常在维也纳的“卡尔·马克思”俱乐部内活动，极其反动的奥地利政府现已查封了这个俱乐部，这个政府还因弗·阿德勒英勇地

——但欠考虑地——枪击首相而对他进行迫害；以及其他等人。

问题不在于细微差别，就是在左派中也有不同的细微差别。问题在于派别。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在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时代，要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是不容易的。这样的人很少，但是只有他们才代表社会主义的整个未来，只有他们才是群众的领袖，而不是腐蚀群众的人。

在社会民主党人以至所有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区别，在帝国主义战争这种环境中客观上必然要起变化。谁如果只限于向资产阶级政府“要求”缔结和约或“要求”它“表达各国人民的和平意志”等等，他在实际上就是堕落到改良派的立场。因为战争问题在客观上只能用革命手段来解决。

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摆脱战争而缔结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可以使各国人民从发“战争”财的资本家老爷们亿万利息的盘剥下解放出来。

可以而且应当要求资产阶级政府实行各种各样的改良，但是不能陷入马尼洛夫精神和改良主义去要求那些与帝国主义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们和阶级斩断这些联系；而不斩断这些联系，用战争反对战争的一切议论都只是空洞的骗人的词句。

“考茨基派”即“中派”是口头上的革命家，实际上的改良主义者，是口头上的国际主义者，实际上的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