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

（1918 年 11 月 20 日）

今天《真理报》^{[23] 登载了皮季里姆·索罗金的一封很有意义的信，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特别注意它。在这封原来登载在《北德维纳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的信**[291]**}中，皮季里姆·索罗金声明他退出右派社会革命党**^[16]**， 并放弃立宪会议^{**[19]** 议员的资格。他写这封信的动机归结起来就是：他不仅对别人而且对自己都难以开出政治上的解救药方，因而“不再过问任何政治”。皮季里姆·索罗金写道：“过去一年的革命使我懂得了一个真理：政治家可能犯错误，政治可能对社会有益，但也可能对社会有害，而科学工作和国民教育工作永远是有益的，永远是人民需要的⋯⋯”信末署名：“彼得堡大学、精神和神经病学学院讲师、前立宪会议议员、前社会革命党党员皮季里姆·索罗金”。}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文献”。皮·索

罗金在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真诚和坦率，是不多见的。几乎是在大多数场合，政治家在确信自己的路线错了以后，都想掩饰自己的转变，轻描淡写，“编造”一些不大相干的理由，如此等等。公开而老实地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行为。皮季里姆·索罗金说科学工作“永远是有益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在这方面也常会犯错误，俄国著作界中有一些显然并不反动的人顽固地宣扬反动的观点，比如反动的哲学观点，就是例子。另一方面，一位担任过人所共知的重要政治职务的名人公开声明不再过问政治，这也就是政治。老实地承认政治错误，——如果这种错误牵涉到整个党，而且还是一些曾对群众有影响的党——那对许多人会有极大的政治上的好处。

正是在目前，皮季里姆·索罗金这封信的政治意义特别大。它给我们大家上了“一课”，应该好好地加以思索和领会。

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才是决定性的力量， 而介于这两个阶级之间、可归入小资产阶级经济范畴的一切社会成分，必然在这两种决定性力量之间摇摆不定，——这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早就知道的真理。但是从书本上承认这个真理到能够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根据这个真理得出应有的结论，这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皮季里姆·索罗金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这个非常广泛的社会政治流派的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一个流派，从他们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所持的态度来看，他们之间没有什么重大区别，这一点已经由 1917

年 2 月以来俄国革命的事件特别有力特别清楚地证明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变种，这就是该流派的经济实质和主要政治特征。先进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流派在其早期往往涂上“社会主义的” 色彩。

试问，几个月以前，是什么东西特别有力地促使这一流派的代表离开布尔什维克、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呢？现在又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们从敌对转为中立呢？非常明显，转变的原因是：第一，德帝国主义的破产，这跟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有关，也跟英法帝国主义被揭露有关。第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的破灭。

我们来谈谈第一个原因。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特别巨大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困难，就是它不得不经过一个同爱国主义断然决裂的时期， 即布列斯特和约**^[217]**时期。这个和约引起的痛苦、怨恨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自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期望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懂得下面这个真理：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我们承担而且应当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以及不像无产阶级那样在长期的罢工斗争和革命斗争中经受过严格锻炼的广大劳动群众，既不可能坚信这一革命就要到来，也不可能为这一革命无条件献身。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策略至多不过是幻想、狂热和冒险，是沉醉于指望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这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毫无根据的想法，为此而牺牲亿万人民显而易见的现实的利益。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更加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