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潘涅库克以“左翼激进”派的一个代表的资格出来反对考茨基,在这个派别内有罗莎·卢森堡、卡尔·拉狄克等人,这个派别坚持革命策略,一致确信考茨基已经转到“中派”立场而无原则地摇摆于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这个看法已经由战争充分证明是正确的,在战时,“中派”(有人称它为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是错误的),即“考茨基派”,充分暴露了它的丑态。

潘涅库克在一篇谈到了国家问题的文章《群众行动与革命》(《新时代》第 30 年卷(1912)第 2 册)里,说考茨基的立场是“消极的激进主义”立场,

是“毫无作为的等待论”。“考茨基不愿看到革命的过程。”(第 616 页) 潘涅库克这样提出问题,就接触到了我们所关心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

他写道:“无产阶级的斗争不单纯是为了国家政权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是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就是用无产阶级的强力工具去消灭和取消<Auflösung——直译是解散>国家的强力工具⋯⋯只有当斗争的最后结果是国家组织的完全破坏时,斗争才告终止。多数人的组织的优越性的证明,就是它能消灭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组织。”(第 548 页)

潘涅库克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在措辞上有很大的缺点,但是意思还是清

楚的,现在来看一看考茨基怎样反驳这种思想倒是很有意思的。

考茨基写道:“到现在为止,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就在于前者想夺取国家政权,后者却想破坏国家政权。潘涅库克则既想这样又想那样。”(第724 页)

如果说潘涅库克的说法犯了不明确和不具体的毛病(他的文章中其他一

些与本题无关的缺点,这里暂且不谈),那么考茨基倒恰恰是把潘涅库克指

出的具有原则意义的实质抓住了,而就在这个根本的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 上,他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完全转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他对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所作的说明是完全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完全被他歪曲和庸俗化了。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即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消灭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工人的组织组成的、公社那种类型的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将用什么来代 替它以及无产阶级将怎样利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定革命无产阶 级应利用国家政权,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利用现代国家来使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准备;无政府主义者则否定这一点。在这场争论中,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潘涅库克而不是考茨基,因为

正是马克思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使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构,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

考茨基离开马克思主义而转到机会主义者那边去了,因为正是机会主义者所完全不能接受的破坏国家机器的思想在他那里完全不见了,而他把“夺取”解释成简单地获得多数,这也给机会主义者留下了后路。

考茨基为了掩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就采用了书呆子的办法:“引证”马克思本人的话。马克思在 1850 年曾说必须“坚决使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掌握之下”[138]。考茨基就得意洋洋地问道:潘涅库克是不是想破坏“集中制”呢?

这不过是一种把戏,正像伯恩施坦说马克思主义和蒲鲁东主义都主张用联邦制代替集中制一样。

考茨基的“引证”是牛头不对马嘴。集中制无论在旧的国家机器或新的国家机器的条件下,都是可能实现的。工人们自愿地把自己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这就是集中制,但这要以“完全破坏”常备军、警察和官僚这种集中制的国家机构为基础。考茨基采取了十足的欺骗手段,回避了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社的言论,却搬出一些文不对题的引证来。

考茨基继续写道:“⋯⋯也许是潘涅库克想要取消官吏的国家职能吧?但是,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更不必说在国家管理机关内了。我们的纲领不是要求取消国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现在我们谈的并不是‘未来的国家’的管理机构将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而是在我们夺取国家政权以前(黑体是考茨基用的)我们的政治斗争要不要消灭。<auflöst——直译是解散>国家政权。哪一个部和它的官吏可以取消呢?”他列举了教育部、司法部、财政部、陆军部。“不,现有各部中没有一个部是我们反政府的政治斗争要取消的⋯⋯为了避免误会,我再说一遍:现在谈的不是获得胜利的社会民主党将赋予‘未来的国家’以什么样的形式,而是我们作为反对党应该怎样去改变现今的国家。”(第 725 页)

这显然是故意歪曲。潘涅库克提出的正是革命问题。这无论在他那篇文

章的标题上或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中都讲得很清楚。

考茨基跳到“反对党”问题上去,正是以机会主义观点偷换革命观点。

照他的意思:现在我们是反对党,到夺取政权以后我们再专门来谈。革命不见了!这正是机会主义者所需要的。

这里所说的不是反对党,也不是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正是革命。革命就 是无产阶级破坏“管理机构”和整个国家机构,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构来 代替它。考茨基暴露了自己对“各部”的“盲目崇拜”,试问,为什么不可以由——譬如说——拥有全权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设立的各种专家委员会去代替“各部”呢?

问题的本质完全不在于将来是否保留“各部”,是否设立“各种专家委员会”或其他什么机构,这根本不重要。问题的本质在于:是保存旧的国家机器(它与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浸透了因循守旧的恶习)呢, 还是破坏它并用新的来代替它。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

——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完全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他提出的官吏问题,清楚地表明他不理解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的学说。他说:“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

我们在资本主义下,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劳动群众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缚、限制、阉割和弄得残缺不全。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公职人员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环境的腐蚀(确切些说,有被腐蚀的趋势), 是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是有变为脱离群众、站群众之上、享有 特权的人物的趋势。

这就是官僚制的实质,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前,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前,

甚至无产阶级的公职人员也免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还会存在,那也就是说,官吏在社会主义下也还会存在,官僚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马克思正是以公社为例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 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选举产生,可以随时撤换,并且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以“工作的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去代替议会式的机构。①

实质上,考茨基用来反驳潘涅库克的全部论据,特别是考茨基说我们无论在工会组织或在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这个绝妙的理由,证明考茨基是在重复过去伯恩施坦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理由”。伯恩施坦在他那本背叛变节的作品《社会主义的前提》中,激烈反对“原始”民主的思想, 反对他所称为“学理主义的民主制度”的东西,即实行限权委托书制度,公职人员不领报酬,中央代表机关软弱无力等等。为了证明这种“原始”民主制度的不中用,伯恩施坦就援引了维伯夫妇所阐述的英国■■■经验[139] 。据说,工联根据自己 70 年来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 137 页)的条件下发展的情形,确信原始的民主制度已不中用,因而用普通的民主制度,即与官僚制相结合的议会制代替了它。

其实,工联并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而是在完全的资本主义

奴役下发展的,在这种奴役下,对普遍存在的邪恶现象、暴虐、欺骗以及把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75 页。——编者注

穷人排斥在“最高”管理机关之外的现象,自然非作种种让步“不可”。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 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

马克思以其天才的批判分析才能,从公社所采取的实际措施中看到了一个转变。机会主义者因为胆怯,因为不愿意与资产阶级断然决裂而害怕这个转变,不愿意承认这个转变;无政府主义者则由于急躁或由于根本不懂得大规模社会变动的条件而不愿意看到这个转变。“根本用不着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我们没有各部和官吏可不行啊!”——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 他们满身庸人气,实际上不但不相信革命和革命的创造力,而且还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像我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革命一样)。

需要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不着探究以往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 教训,用不着分析应当用什么来代替和怎样代替要破坏的东西。”——无政 府主义者(当然是无政府主义者当中的优秀分子,而不是那些追随克鲁泡特金之流的先生去做资产阶级尾巴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议论的;所以他们就采取拼命的策略,而不是为完成具体的任务以大无畏的精神同时考虑到 群众运动的实际条件来进行革命的工作。

马克思教导我们要避免这两种错误,教导我们要以敢于舍身的勇气去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同时又教导我们要具体地提问题:看,公社就是通过实行上述种种措施来扩大民主制度和根绝官僚制,得以在数星期内开始建立 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我们要学习公社战士的革命勇气,要把他们的实 际措施看作是具有实际迫切意义并立即可行的那些措施的一个轮廓,如果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我们就一定能彻底破坏官僚制。

彻底破坏官僚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证的,因为社会主义将缩短工作日,使群众能过新的生活,使大多数居民无一例外地人人都来执行“国家职能”, 这也就会使任何国家完全消亡

考茨基继续写道:“⋯⋯群众罢工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破坏国家政权,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个问题上让步,或用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去代替敌视无产阶级的政府⋯⋯可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这〈即无产阶级对敌对政府的胜利〉都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破坏,而只能引起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因此, 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政府的主宰。”(第 726、727、732 页)

这真是最纯粹最庸俗的机会主义,是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

命。考茨基的思想仅限于要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与 1847 年《共产党宣言》宣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①比较起来,是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

考茨基只得去同谢德曼、普列汉诺夫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实行他所爱好的 “统一”了,因为他们都赞成为争取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而斗争。我们却要同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斗

争,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政府。这二者有莫大的区别。

考茨基只得成为列金和大卫之流,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策列铁里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2 页。——编者注

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亲密伙伴了,因为他们完全赞同为争取“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斗争,为“取得议会多数和争取一个主宰政府的全权议会” 而斗争,——这是一个极为崇高的目的,在这个目的下,一切都可以为机会主义者接受,一切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框子。

我们却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不是去争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去推翻资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建立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别,在德国有《社会主义月刊》 派**[140]**(列金、大卫、科尔布以及其他许多人,其中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 斯陶宁格和布兰亭),在法国和比利时有饶勒斯派**[141]**和王德威尔得,在意 大利党**[142]**内有屠拉梯、特雷维斯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国有费边派和“独 立党人”(即“独立工党”**[37]**,实际上始终依附于自由派的党),如此等 等。所有这些无论在议会工作中或在党的政论方面都起着很大作用而且往往 是主要作用的先生,都公开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实行露骨的机会主义。在这 些先生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民主“矛盾”的!!他们在实质上跟小 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重大的区别。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经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公社的经验不仅被忘记了,而且被歪曲了。他们不仅没有教导工人群众说,工人们应当起来的时候快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时候快到了,——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教导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而他们对“夺取政权”的理解,则给机会主义留下无数的后路。

当着国家,当着军事机构由于帝国主义竞赛而强化的国家已经变成军事怪物,为着解决究竟由英国还是德国、由这个金融资本还是那个金融资本来统治世界的争执而去屠杀千百万人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歪曲和避而不谈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就不能不产生极大的影响。①

① 手稿上还有下面这一段:第七章

1905 年和 1917 年俄国革命的经验 这一章的题目非常大,可以而且应当写几卷书来论述它。这本小册子自然就只能涉及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政权方面的任务直接有关的最主要的经验教训了。”(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