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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1 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
（3 月 7 日）
政治报告的内容本来可以是列举中央委员会的各项措施，但是目前迫切需要的不是这种报告，而是关于我国革命的全面概述；只有这样，才能给我们的一切决议提供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我们必须考察前一段革命发展的全部进程，弄清楚为什么后来革命的发展起了变化。我国革命发生了对国际革命将有巨大意义的转折，这就是十月革命。
二月革命最初获得胜利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跟着无产阶级走的不仅有农民群众，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因此我们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沙皇制度，达到了我们在 1905 年没有能够达到的目的。二月革命时期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自动
的、自发的建立，再现了 1905 年的经验。于是我们宣布了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原则。群众根据自身的斗争经验懂得了革命的任务。4 月 20—21 日的事变
**[225]**是示威游行与某种类似武装起义的行动的特殊结合。这已经足以使资产
阶级政府倒台了。接着开始了一种长时期的妥协政策，这种政策是从当时执政的小资产阶级政府的本质中产生的。七月事变**[85]**还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 政，因为群众还没有作好准备。所以任何一个负责的组织都没有号召群众这样做。但是，从侦察敌情的意义上说来，七月事变具有很大的意义。科尔尼洛夫叛乱**[96]**和接着发生的一些事变都是实际的教训，使十月革命能够取得 胜利。那些到了十月还想让其他政党分掌政权的人的错误**[226]**，就在于他们 没有把十月的胜利同七月事变、前线进攻和科尔尼洛夫叛乱等等事实联系起来，正是这些事实使千百万群众意识到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不可避免的。接着就是我们在全俄各地的胜利进军和随之而来的大家对和平的渴望。我们知道，单方面拒绝作战是得不到和平的；早在四月代表会议**[24]**上我们就指出 了这一点①。在 4 月至 10 月这段时期，士兵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妥协政策一直在拖延战争，使帝国主义者发动荒唐的、失去理智的进攻，更深地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必须尽快地转而采取积极的和平政策，必须把政权掌握到苏维埃手里，彻底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你们知道， 维护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不仅是克伦斯基，而且还有阿夫克森齐耶夫，他们甚至逮捕了土地委员会的委员。正是我们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意识中去的这个政策，“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使我们能够在十月间在彼得堡十分容易地取得了胜利，并把最近几个月的俄国革命变成了一次全面的胜利进军。
内战已经成为事实。我们在革命初期甚至在战争初期所预言的，当时被
很大一部分社会党人所怀疑甚至嘲笑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点， 1917 年 10 月 25 日已经在一个最大而又最落后的参战国中成为事实。在这次内战中，绝大多数居民都站在我们这方面，因此我们非常容易地取得了胜利。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第 388—390 页。——编者注
从前线归来的军队，把结束妥协主义的最大的革命决心带到了他们足迹所到的每个地方；这样，妥协分子、白卫军、地主子弟等就在居民中间失去了任何支持。同他们进行的战争，由于广大群众和被调来进攻我们的军队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就逐渐变成了革命的胜利进军。彼得格勒的加契纳战线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企图用来进攻红色首都的哥萨克发生了动摇；后来在莫斯科、奥伦堡、乌克兰等地的情况也是这样。整个俄国都掀起了内战的浪潮，而我们到处都异常容易地取得了胜利，正是因为果实已经成熟了，群众已经领受了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全部教训。我们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已经经过群众长期历史经验的实际检验而成为他们的切身要求。
这就是俄国革命在 1917 年10 月 25 日以后的最初几个月全面胜利进军的原因。由于这种全面胜利进军，有些人就把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所立即碰到的而且不能不碰到的困难忘记了，把它们放到了次要地位。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屏弃、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它所应做的一切，即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了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如果有过 1905 年伟大经验的俄国革命的人民创造力，不是早在 1917
年 2 月间就建立了苏维埃，那么苏维埃在 10 月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夺得政权，因为当时要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运动是否具备现成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就是这种现成的形式，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政治方面才会有我们后来取得的那些辉煌成就，即全面胜利进军；因为新的政权形式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只须颁布一些法令把苏维埃政权从它在革命最初几月间所处的胚胎状态变成在俄罗斯国家内奠定下来的法定形式，即变成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它的诞生这样容易，是因为 1917
年 2 月甚至任何一个政党都还没有来得及宣布苏维埃的口号以前，群众就已
经建立了苏维埃。正是有过 1905 年的痛苦经验而变得聪明的人民的深刻创造力建立了这种无产阶级政权形式。当时，战胜国内敌人的任务是极其容易的任务。建立政权的任务是极其容易的，因为群众已经为我们创立了这个政权的骨骼，即基础。苏维埃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可是还剩下两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用我们革命在最初几月间所经历的那种胜利进军的方式来解决，——我门不曾怀疑，而且也不可能怀疑，社会主义革命往后会遇到十分困难的任务。
第一，就是摆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面前的内部组织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组织计算，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落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根据目前的劳动条件，这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像
我们从前解决内战任务那样用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任务本身的性质不允许采用这种解决方式。我们很容易地战胜了我国的卡列金分子，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而只遇到一些甚至不值得严重注意的反抗，那是因为事件的这一进程已经由以往的整个客观发展预先决定好了，我们只要最后说一句话，换一块招牌，把“苏维埃是工会组织”的字样擦掉，写上“苏维埃是唯一的国家政权形式”就行了。可是在组织任务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每一个愿意深思熟虑地对待我国革命任务的人，立即就会明白：只有通过艰苦的、长期的自觉遵守纪律的办法，才能消灭战争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瓦解现象；只有经过非常艰苦的、长期的和顽强的努力才能消灭这种瓦解现象，并战胜助长这种现象的分子，这些人把革命看成是摆脱旧的束缚、尽量为自己捞一把的手段。在小农国家里，在遭受严重经济破坏的时候，这种分子大量出现是必然的，而同这些分子的斗争要困难一百倍，不能指望轻易打开惊人的局面。这个斗争我们刚刚才开始。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个斗争的第一阶段。我们还得经受严峻的考验。在这里，由于客观情况的不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像过去和卡列金分子进行斗争时那样只用高举大旗胜利进军的方式。谁要想把这种斗争方式拿来解决摆在革命道路上的组织任务，作为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他就会彻底破产。
当革命具体地碰到第二个极大的困难即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们中间一些迷恋于革命初期胜利进军的青年同志也准备采取同样的办法。如果说，我们很容易地战胜了克伦斯基匪帮，很容易地在本国建立了政权，毫不费力地得到了关于土地社会化和关于工人监督的法令，——如果说，我们很容易地获得了这一切，那只是因为当时侥幸凑成的条件使我们在一个短时间内得以避免了国际帝国主义的侵害。国际帝国主义拥有雄厚的资本，拥有非常先进而成为国际资本真正实力和真正堡垒的军事技术装备，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无论按其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都是这样，——其所以不能，是由于贸易联系，是由于国际金融关系。在这方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 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任务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很多自认为是左派的青年朋友们开始忘掉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即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取得伟大胜利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我们能够如此容易地节节取得胜利。其实这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暂时使我们得以避免了帝国主义的侵害。帝国主义顾不上我们。我们也似乎顾不上帝国主义。而一些帝国主义者当时所以顾不上我们， 那只是因为现代世界帝国主义的全部巨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由于内讧当时已分裂成为两个集团。卷入这场斗争的帝国主义强盗都全力以赴， 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以致无论哪一个帝国主义集团都无法集中较大的力量来反对俄国革命。在 10 月的时候，我们恰好碰上了这样一个时机，我国革命恰好碰上了一个幸运的时机（这令人难以相信，但确实就是这样），当时绝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都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千百万人的生命遭到毁灭；战争所引起的空前灾难使各国人民吃尽了苦头；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各交战国都陷入绝境，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客观形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陷于这种境地的各国人民还能继续打下去吗？只是由于我国革命碰上了一个幸运的
时机，即两大强盗集团，无论哪一个都不能马上向对方猛扑过去，也不能立即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我们的革命只是由于能够利用而且利用了国际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这个时机，才在欧俄实现了光辉的胜利进军，才蔓延到了芬兰， 并且开始波及高加索和罗马尼亚。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在我们党的领导层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党的工作人员，一些超人知识分子，他们迷恋这种胜利进军， 他们说：我们对付得了国际帝国主义；在这方面也照样会胜利进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难。而这是不符合俄国革命的客观情况的。俄国革命只是利用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暂时故障，因为向我们冲来的机车暂时抛了锚，它本来一定会像火车辗碎独轮车那样把我们辗得粉碎，可是它抛了锚，原因是两个强盗集团发生了冲突。当时革命运动到处都在展开，但是在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大都还处在开始阶段。它的发展速度完全不像我国那样。每一个认真考虑过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的人都不会不了解，在欧洲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而在我国开始要容易得多，但是要继续下去，却比在欧洲困难。这个客观情况使得我们不得不经历异常艰难、异常急剧的历史转折。我们必须从10 月、11 月和 12 月在国内战场上反对反革命势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时的全面胜利进军，转到同真正敌视我们的真正国际帝国主义交锋。我们必须从胜利进军的时期过渡到异常艰难的时期，用空话和漂亮口号避开这种情况（虽然这样做很痛快）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我们这个遭受破坏的国家里，群众已经极度疲惫了，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下去了，三年的痛苦的战争使他们精疲力竭，完全无力作战了。还在十月革命以前就有一些非布尔什维克党的士兵群众的代表，在全体资产阶级面前毫不犹豫地说了真实情况： 俄国军队不会再去打仗了。军队的这种情况造成了严重的危机。一个遭到战争空前破坏的小农国家，现在正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我们没有军队，但不得不继续呆在武装到牙齿的强盗（从前是强盗现在还是强盗）身旁，靠宣传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是感动不了强盗的。这正像一只驯顺的家畜同猛虎躺在一起，劝猛虎缔结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一样，而这种和约只有用袭击猛虎的办法才能争取到。关于这样一种前景我们党的一些上层分子（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工人组织）企图主要用空话和“不应该这样”的托词搪塞过去。他们说，实现这样一种和平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怎么能让我们这些一向高举大旗同敌人公开作战、振臂一呼就能战胜一切敌人的人作出让步，接受屈辱的条件。这永远办不到。我们是堂堂的革命家，我们首先声明：“德国人无法进攻。”[227]
这就是这些人聊以自慰的第一个托词。现在历史使我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在进行空前困难的组织工作时必将经受一系列痛苦的失败。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已经把全部事业掌握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的手里，当我们肩负起这个事业时，确信各国的革命正在成熟起来，不管我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不管我们会遭到多大的失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最终（不是马上）一定会到来，因为它正在到来；它一定会成熟，因为它正在成熟起来，而且会完全成熟。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但是当我们从这个完全抽象的真理出发，以这个真理为指南时，一定要注意，不要使这个真理以后变成空谈，因为一切抽象真理，如果应用时不加任何分析，都会变成空谈。如果你们说在每一次罢工的背后都潜伏着革命这条九头蛇**[228]**，谁不懂得这
个道理，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那是说得很对的。的确，在每一次罢工的背后都潜伏着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如果你们说目前任何一次罢工都能一步跨到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十足的空话。“每次都在这个地方”**[229]这句话， 我们都听腻了，工人们早就把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抛弃了，因为，毫无疑问，在每一次罢工的背后都潜伏着社会主义革命这条九头蛇，但同样明显的是，如果硬说每一次罢工都能转变成革命，那就是废话。只有当目前到处都在成熟起来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成熟的时候，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一切困难才能被战胜，这样说是完全无可争辩的。但是，下面这种说法却是完全荒谬的，即硬说我们可以把当前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具体困难掩盖起来，说什么“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上，所以什么蠢事我都可以干”。“李卜克内西会搭救我们，因为他反正会取得胜利”。他会给我们提供完善的组织，会把一切预先安排妥当，使我们可以得到现成的形式，就像我们曾经得到西欧现成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可能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我国在几个月内就取得了胜利，而为了在西欧取得胜利却已经花了几十年的工夫。总之，把胜利进军这种解决斗争问题的旧方式搬用到新的历史时期，是毫无益处的冒险。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它使我们遇到的不是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那样腐朽的家伙，而是国际强盗德帝国主义，而德国革命只是刚刚开始在成熟起来，显然还没有完全成熟。硬说敌人不敢向革命进攻就属于这种冒险。布列斯特谈判[210]**时我们还不是非接受任何和约 条件不可。根据当时客观的力量对比，得到的将不止是喘息时机。从布列斯特谈判本来就应当看到，德国人一定会发动进攻，德国社会内部孕育着的革命还没有达到立即爆发的程度。而我们不能责怪德帝国主义者，说他们还没有用自己的行动为革命的爆发作好准备，或者像我国某些自命为左派的青年朋友们所说的，他们还没有用自己的行动造成使德国人无法进攻的局面。当我们对这些青年朋友们说，我们没有军队，我们是被迫复员军队的，——我们是被迫的，我们决没有忘记在我们驯顺的家畜旁边卧着一只猛虎，——他们却不愿意了解这一点。我们是被迫复员军队的，但我们决没有忘记，单方面下命令把刺刀往地上一插是不能结束战争的。
我们党内没有一个派别，没有一个组织，反对复员军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我们都发疯了吗？当然不是。还在十月革命以前，一些非布尔什维克的军官就说过，军队已经不能打仗，让它在前线再留几个星期都不可能了。十月革命以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任何人，只要他愿意看到事实， 愿意正视丑恶的令人痛心的现实，而不是躲起来或故意把眼睛蒙上，用傲慢的空话来回避现实，对于这种情况都是一目了然的。我们没有军队，我们无法把军队保住。我们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复员军队。军队是机体上患病的部分，它经历了空前的痛苦，受尽了战争的折磨，它在技术装备方面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投入了战争，最后在一触即溃的情况下退出了战争。这不应该归咎于那些忍受了空前痛苦的人们。士兵们在成百次的决议中，甚至在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就直截了当地说过：“我们已经淹没在血泊中，我们没法再打下去了。”当时尽管可以人为地拖延战争的结束，尽管可以像克伦斯基那样进行欺骗，尽管可以把战争的结束推迟几个星期，但是，客观现实还是在为自己开辟道路，军队是俄国国家机体上患病的部分，它不能再承受这场战争的重担了。我们愈是迅速地把军队复员，它在其他部分病情还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就能愈是迅速地得到消除，国家就能愈是迅速地作好准备来
迎接新的严峻的考验。正是因为我们体会到这一点，所以才没有任何异议地一致通过了复员军队的决议，通过了这个从对外事件看来好像是荒谬的决议。这是一个正确的步骤。我们说，保住军队是一种轻率的幻想。愈是迅速地把军队复员，整个社会机体也就能愈是迅速地康复起来。因此，“德国人无法进攻”这句革命空话，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是对事态的十分令人痛心的过高估计，而从这句空话中又产生了另一种空谈：“我们可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但是，如果德国人进攻呢？“不会的，他们无法进攻。”可是你们有权利拿来孤注一掷的不是国际革命的命运，而是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如果德国人一旦发动进攻，你们岂不成了德帝国主义的帮凶吗？但是，我们所有这些从 1917 年 10 月起成为承认保卫祖国的护国派的人都知道，我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同帝国主义者断绝了关系：我们废除了秘密条约**[192]**，战胜了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且建议签订公开的、真诚的和约，使各国人民都能从行动上看到我们的一切愿望。真正主张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怎么能采取这种已经带来恶果的冒险行动呢？然而这是事实，因为我们党现在由于党内形成“左的”反对派**[219]**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俄国革命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机之一。
这个危机将被消除。无论是我们党或我国革命，都决不会由于这个危机
而遭到灭亡，尽管目前这种情况十分逼近，完全可能发生。我们不会由于这个问题而灭亡的保证在于：事变使人们抛弃了解决派别分歧的旧办法，抛弃了那种大量发表文字材料、不停地进行争论、动辄实行分裂的旧办法，而掌握了一种新的学习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用事实、事件和世界历史的教训来检验一切。你们说，德国人无法进攻。根据你们的策略，便得出了可以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的结论。历史给你们上了一课，它打破了这种幻想。是的， 德国革命在发展，但是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并不像俄国知识分子所希望的那样快，并不像我国历史在 10 月发展得那样迅速，——那时，我们无论到哪个城市去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几天以内十分之九的工人都会站到我们这方面来。德国革命的发展，可惜没有这样快。应该谁照顾谁呢？是我们照顾德国革命还是德国革命照顾我们呢？你们曾经希望德国革命照顾你们，而历史给你们上了一课。这是一个教训。因为，如果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会灭亡，——灭亡的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①，或更远的地方，我们也许不得不迁到那里去，到那里的距离可能比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距离要远，但不管怎样，无论发生什么可能设想的情况， 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这是绝对的真理。然而，这丝毫动摇不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一定能够踏踏实实地度过最困难的关头。
革命的到来，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快。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应当承认这是事实，要估计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各先进国家，不可能像革命在俄国这个尼古拉和拉斯普廷统治的国家那么容易开始，在这个国家里， 大部分居民对于俄国边疆上居住的是些什么民族，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毫不关心的。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开始革命是很容易的，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为每个居民提供了民主的文化和组织的国家里，如果没有准备就开始革命，那是不对的，荒谬的。现在我们还只是
① 即海参崴。——编者注
接近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痛苦时期。这是事实。我们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也许在几星期以后，甚至在几天以后就会胜利（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应该准备应付特别严重的困难，应付特别严重的失败，这些困难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欧洲的革命还没有开始，虽然它明天可能开始。而欧洲革命一爆发，我们当然就不会再有疑虑，就不会再有革命战争的问题，而只会是全面的胜利进军。这种情况将会出现，必然会出现，但是现在还没有出现。这就是历史教训了我们，严厉地惩罚了我们的一个简单事实，——而一个挨过打的抵得上两个没有挨过打的。因此我认为，当我们的这种希望——德国人无法进攻，可以高呼“乌拉”——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之后，我们的各级苏维埃组织会很快地使全苏维埃俄国的群众认识到这一教训。他们都行动起来，聚集在一起，准备召开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考虑已经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进行的争论， 不是革命前那种仅限于党的狭隘范围的旧的争论，而是把一切决议都交给群众去讨论，他们要求用经验和事实来检验这些决议，他们从来不会被轻率的言论所迷惑，也不让自己离开事变的客观进程所规定的道路。一个知识分子或左派布尔什维克，当然可以回避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他当然可以避而不谈我们没有军队、德国革命尚未到来等问题。数以千百万计的群众，——哪里有千百万人，哪里才是政治的起点；哪里有千百万人，而不是几千人，哪里才是真正的政治的起点。——千百万群众看见从前线归来的士兵，知道军队成了什么样子。他们（不是指个别的人，而是指真正的群众）知道：我们已经不能打仗了；前线上的每一个人都忍受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群众懂得了一个真理：既然没有军队，猛兽又躺在身边，那就不得不签订极苛刻的屈辱的和约。只要革命还未爆发，你们还没有把自己的军队整顿好，还没有让军队复员回家，这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这以前，病体是不能恢复健康的。我们高呼“乌拉”是不能打败德国强盗的，是不能像打垮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那样打垮德国强盗的。这就是群众得出的教训，他们并没有提出某些想回避痛苦现实的人强加给他们的保留条件。
起先，俄国革命在 10 月和 11 月是全面胜利进军，后来在几星期内突然为德国强盗所击败，准备接受掠夺性的媾和条件。的确，历史的转折是非常痛苦的，——我们遇到的所有这样的转折都非常痛苦。1907 年，我们同斯托雷平签订了空前耻辱的内部条约，我们不得不通过斯托雷平杜马这个牲畜栏，在保皇书上签字**[230]**，承担了某些义务，当时我们经受了同样的痛苦， 只是程度比现在的小一些罢了。当时优秀的革命先锋队里有一些人说（他们也丝毫不怀疑自己是正确的）：“我们是堂堂的革命家，我们对俄国革命充满信心，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去参加斯托雷平的合法机关。”你们会去参加的。群众生活和历史比你们的信心更有力量。如果你们不参加，历史会强迫你们去参加的。这是一些非常左的人，可是当历史刚一发生转折，他们这一派人就烟消云散了。既然过去我们一直是革命者，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并且又能够摆脱这种处境，那么，现在我们也一定能够摆脱这种处境， 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妄想，而是客观的必然性。在一个遭到彻底破坏的国家内之所以产生这种必然性，是因为欧洲的革命不顾我们的愿望，竟然迟迟没有爆发，而德帝国主义不顾我们的愿望，竟然发动了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善于退却。用空话掩盖不住令人万分痛心而可悲的现实；我们要说：但愿退却稍微有些秩序。秩序井然的退却我们做不到，——
但愿我们的退却稍微有些秩序，赢得一个短促的时间，使我们机体上的患病部分能够多少得到消除。整个机体是健康的，它一定能战胜疾病。但是，不能要求它转瞬之间立刻就战胜，要想制止军队的溃逃是不可能的。我曾经对一位自命为左派的青年朋友说：同志，请你到前线去，看看那里军队的情况吧。他认为我的建议不怀好意，他说：“有人想流放我们，不让我们在这里宣传革命战争的伟大原则。”我提出这样的建议，确实没有要流放反对派的意思，不过是建议他们去看一看军队已经开始大量溃逃的情形。我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形，早就不能不看到，前线军队的瓦解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甚至把我们的大炮廉价卖给德国人。这种情况当时我们就知道，正如现在我们也知道军队已经无法保持住。所以，用“德国人无法进攻”作为借口，是极大的冒险。既然欧洲革命延迟爆发，那么，我们就会遭到十分严重的失败， 因为我们没有军队，因为我们没有组织，因为这两个任务不可能马上解决。如果不能适应形势，不准备在污泥中爬行，那就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空谈家。我建议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这样做，而是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历史的安排并不那么符合我们的心愿，没有让各国革命同时成熟。
现在的情况是：内战已经开始了，这是同帝国主义冲突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证明帝国主义已经完全腐朽，各国军队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开始行动起来。是的，我们会看到国际范围的世界革命，但是，目前这还只是一个非常动听、非常美妙的童话。我很了解，爱听美妙的童话是儿童的天性。但是请问，相信童话是一个严肃的革命者的天性吗？任何童话中都包括着现实的因素：如果你给孩子们讲童话，里面的鸡儿猫儿不说人的话，孩子们对你所讲的童话就不会发生兴趣。同样，如果向人民说，在德国内战一定会到来， 并且担保国际的战场革命**[231]**将代替同帝国主义的冲突，那么，人民会说你们在欺骗他们。你们这样做，就只能是在自己的想象中，在自己的愿望里克服历史所造成的困难。如果德国无产阶级将来能够行动起来，那当然很好。但是，你们是否已经测算好了，是否已经找到一种能够测定德国革命在哪一天爆发的仪器呢？不，这一点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是在孤注一掷。如果革命爆发了，一切都可以得救。那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它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如果它不能明天就取得胜利，那怎么办呢？那时群众会对你们说：你们的行动和冒险家一样，——你们指望能侥幸遇上这种事态的发展，可是并没有遇上，结果你们就束手无策，无法应付这种国际革命没有到来的局面。国际革命必然会到来，但是目前还没有成熟。
已经到来的时期，是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使我们这个把自己的军队复员（不得不复员）的国家遭到严重失败的时期。我的预言完全证实了：由于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约的人的过错，我们签订了一个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加屈辱得多的和约。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为军队的缘故才同帝国主义缔结和约的。我们是同霍夫曼谈判，而不是同李卜克内西谈判，——我们就是这样援助了德国的革命。而现在你们却在帮助德帝国主义，因为你们把价值以百万计的财富（大炮和炮弹）送掉了，——这种情况是每一个见到军队的不堪设想的状况的人都应该预料到的。从前线回来的每一个诚实的人都说，只要德国人稍微一进攻，我们就会一败涂地。我们不出几天就会成为敌人的牺牲品。
我们记取了这个教训，就会消除我们的分裂，消除我们的危机，不管这种病多么严重，因为最可靠的同盟者——世界革命一定会来援助我们。有人说我们批准的这个和约是蒂尔西特和约**[218]**，是空前未有的和约，是比布列
斯特和约更屈辱、更具有掠夺性的和约。我回答说：完全正确。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是从群众观点来看问题的。企图依靠自己的幻想，把 10—11 月间一个国家中革命胜利进军时期的策略搬到世界革命的事态发展进程上去，这种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当人们说喘息是幻想的时候，当名叫《共产主义者报》[22O]的报纸——这名称大概是从公社这个词来的——连篇累牍地批驳喘息论的时候，我说：我经历过许多次派别冲突和分裂，所以我有很多实际经验，而我要说，我看得很清楚，这种病用党内派别分裂的旧办法是治不好的，因为现实生活会先把它治好。现实生活在迅速前进。在这方面它起着非常出色的作用。历史把它的火车头推动得这样迅速，以致《共产主义者报》编辑部还来不及出版下一号，彼得格勒的大多数工人就会开始对该报的主张感到失望，因为现实生活表明，喘息已经成为事实。而现在我们签订和约，有了一个喘息时机，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更好地保卫祖国，—
—因为如果我们继续进行战争，我们的军队就会狼狈溃逃，而这种情形本来是必须加以制止的，但是我们的同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无法制止，因为战争比宣传，比成千上万的议论更有力量。既然他们不了解客观情况，他们就无法制止军队的溃逃，他们也制止不了。这支患病的军队使整个机体都受了感染，因此我们遭到了新的空前的失败，遭到了德帝国主义对革命的新的打击，
——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们轻率地使自己落到了在帝国主义的攻击面前没有机关枪的境地。但是，我们将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来说服人民团结起来， 进行战斗，并告诉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要建立自觉的纪律，严格的纪律， 否则你们还会像现在这样遭受德国人的铁蹄的蹂躏，只要人民还没有学会斗争，没有建立起一支不逃跑而能忍受空前痛苦的军队，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这种蹂躏。”其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德国革命还没有爆发，而且也不能保证它明天一定爆发。
因此，《共产主义者报》上的大量文章所坚决反对的喘息论是由实际生活本身提出来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喘息时机已经成为事实，每个人都在利用它。我们曾经设想过，我们在几天以内就会失去彼得格勒，因为当时逼近我们的德国军队离彼得格勒只有几天的路程，优秀的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尽管斗志高昂，终究是孤军作战。当时情况空前混乱，一片惊慌，军队被迫一直溃退到加契纳，当时我们竟然收复了不曾丢失的地方。事情是这样： 一位报务员来到一个火车站，坐在发报机旁发出这样的电报：“未见德军。我们已占领火车站。”几小时以后，交通人民委员部给我打电话说：“下一个火车站已占领，我们正向扬堡逼近。未见德军。报务员照常工作。”这就是当时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这就是十一天战争**[232]**的实际情况。这些情况是 水兵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告诉我们的，应该把他们请到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来。让他们讲讲真实情况。这是一种令人非常痛心和难过，令人感到痛苦和丢脸的真实情况，但是它要有用得多，俄国人民是能够理解的。
我觉得人们向往国际的战场革命是可以的，因为它肯定会到来。时机一到，一切都会到来，可是现在必须建立自觉的纪律，无论如何必须服从指挥， 以便建立模范的秩序，使工人们学习作战，哪怕一天只学习一小时也好。这比讲美妙的童话要困难一些。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你们这样做就会帮助德国革命，就会帮助国际革命。喘息时机能持续多，我们不知道。但是喘息时机我们已经得到了。必须尽快复员军队，因为这是一个有病的器官；同时，我们还要援助芬兰的革命**[233]**。
当然，我们是在违反条约，我们已经违反了三四十次。只有小孩子才不了解，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并且有了很大发展的痛苦而漫长的解放斗争时期，必须进行长期的谨慎的斗争。耻辱的和约引起人们的反抗，但是《共产主义者报》的同志们在谈论战争的时候，却感情用事，忘记了当时人们一直紧握拳头眼前不时出现倒在血泊中的孩子的情景**[234]**。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一个有觉悟的革命者，绝对不能这样过日子，不能忍受这种耻辱。” 他们的报纸名叫《共产主义者》，其实应该叫作《小贵族》，因为它看问题活像一个小贵族，死到临头还手握利剑，摆出一副了不起的姿态说：“媾和是耻辱，战争才是光荣。”他们谈论问题是用小贵族的观点，而我却是用农民的观点。
军队在溃逃，为了不丧失成千上万人不能不溃逃，我在这种时候接受和
约，是为了不让情况变得更坏。难道缔结条约是耻辱吗？任何一个实事求是的农民和工人都会为我辩护，因为他们懂得，媾和是积聚力量的手段。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德国人在缔结了蒂尔西特和约以后从拿破仑的压迫下获得了解放，这件事我讲过不止一次；我有意把我们的和约称为蒂尔西特和约， 虽然我们并没有接受蒂尔西特和约上的那些条件，即承担派遣我国军队去帮助侵略者侵略其他民族的义务，——这是历史上有过的事实，如果我们只是寄希望于国际的战场革命，那么，我们的事情也会弄到这种地步。要当心， 不要让历史也把你们变成这种军事奴隶。只要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切国家内取得胜利，苏维埃共和国就有沦为奴隶的可能。拿破仑曾经在蒂尔西特强迫德国人接受空前耻辱的和约条件。和约签订了好几次。当时的霍夫曼—
—拿破仑——曾经抓住过德国人违反和约的事，现在的霍夫曼也会在同样的问题上抓住我们。不过，我们要竭力设法不让他很快抓住。
这次战争给了俄国人一个辛酸、痛苦、同时又是很重要的教训：组织起来，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建立一种可以作为模范的纪律。要学习德国人的纪律，否则，我们这个遭到失败的民族就会永远当奴隶。
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而且也只能是这样。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战争的喘息时机，战争是获得某种更好一点或者更坏一点的和平的手段。在布列斯特，根据力量的对比我们本来可以签订一个战败国的和约，但还不是屈辱的和约。在普斯科夫，根据力量的对比就只能签订一个耻辱的、比较屈辱的和约了。而在下一阶段，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我们将被迫签订一个更加屈辱得多的和约。我们不会说，苏维埃政权只是一种形式，就像莫斯科的青年朋友们对我们说的那样**[235]**。我们不会说，为了某些革命原则，可以牺牲内 容。我们说：让俄国人民懂得，应该遵守纪律，组织起来，这样就能经受住一切蒂尔西特式的和约。解放战争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这些战争有广大群众参加，解放就会很快到来。我们说：既然历史是这么发展的，我们就可能不得不从和平重新转到战争，——这也许就是几天以内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作好准备。如果各报所载属实，纳尔瓦还没有被德国人占领，那么， 我丝毫不怀疑德国人正在纳尔瓦城外作准备。德国人不是在纳尔瓦城里就是在纳尔瓦近郊，不是在普斯科夫城里就是在普斯科夫近郊正在集结自己的正规军，修复铁路，以便下一次一跃而夺取彼得格勒。这只野兽很会跳跃，它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他还要再跳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应当作好准备， 不要说大话，哪怕是一天的喘息时机也要争取，因为即使是一天的时间也可以用来从彼得格勒撤退。如果彼得格勒被占领，我们的几十万无产者就会遭
受空前未有的磨难。我再说一次，我决心签订并且认为有义务签订屈辱二十倍以至一百倍的条约，以便取得哪怕是几天的时间来撤出彼得格勒。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减轻工人们的痛苦，否则他们就会遭受德国人的蹂躏；同时我可以使我们所需要的物资、火药等等更容易地从彼得格勒运出，因为我是护国派，我主张训练军队，哪怕是在最遥远的大后方训练，我们正在那里治疗目前这支已经复员的患病的军队。
我们不知道，喘息时机会继续多久，我们要设法抓住时机。喘息时机可能比较长，也可能只有几天。一切都是可能的，这一点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所有的大国都受约束，受牵制，不得不在几条战线上作战。霍夫曼的行动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方面要击溃苏维埃共和国；另一方面，他要在好几条战线上作战；第三方面，德国革命正在成熟、发展。霍夫曼也了解这一点，正像人们所断定的那样，他不能马上夺取彼得格勒，夺取莫斯科。但是，明天他会这样干，这是完全可能的。我再说一遍：在军队已经有病， 我们尽量利用每一个机会来争取哪怕是一天的喘息时间的时候，每一个联系群众、知道什么是战争、什么是群众的严肃的革命者，都应该教育群众遵守纪律，治好群众的疾病，设法唤起群众去进行新的战争。每一个这样的革命者，都会为我们辩护，认为签订任何耻辱的条约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有利于复兴俄国和治好它有病的器官。每个神志清醒的人都懂得，我们签订这项和约，并不是停止我们的工人革命；谁都知道，我们同德国人签订和约，也并不是停止我们的军事援助。我们正在给芬兰人运去武器，而不是派去不中用的部队。
也许，我们即将应战；可能明天我们把莫斯科也放弃，然后，再转入进攻，调动我们的军队去迎击敌军，但这需要人民的情绪有所转变，这种转变还在酝酿之中，也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种转变一定会到来，那时广大群众说的就会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哪怕是极其苛刻的和约，我也不得不接受，因为目前我还不能说，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复兴的时期一旦到来，大家都会体会到这一点，都会看到，俄国人并不是傻瓜；他们看到，他们懂得， 应该克制，应该贯彻实行这个口号，——这就是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236]**的主要任务。
应该学会按新的方式进行工作。这样做要困难得多，但这并不是根本办不到的。这样做决不会毁掉苏维埃政权，只要我们自己不用愚蠢透顶的冒险行动来毁掉它。将来总有一天，人民会说：我们不能再受人蹂躏了。但是这就要求我们不去采取这种冒险行动，而要善于在困难的条件下，在日前我们签订的空前屈辱的条约下进行工作，因为这样的历史危机，决不是一场战争、一个和约所能解决的。由于德国存在着君主制的组织，德国人民被捆住了手脚，在 1807 年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在签订这项和约之前就签订过好几次屈辱的和约，这些和约变成了喘息时机之后，每次随之而来的都是新的屈辱和新的违反。群众的苏维埃组织使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口号应当只有一个：认真学习军事，整顿铁路秩序。没有铁路而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战争，就是十足的叛变。必须建立秩序，必须培养能够取得优异革命成就的最大毅力和力量。
既然得到了喘息时机，哪怕只有一小时，也要紧紧抓庄，利用这个时机同大后方保持联系，在那里建立新的军队。抛弃幻想吧，这些幻想已经使你们受到实际生活的惩罚，将来还会受到更重的惩罚。在我们面临的这个时期，
我们会遭受许多严重的失败，这个时期已经到来，要善于认真地对待它，要作好准备，以便在不合法的条件下，在完全受德国人奴役的条件下顽强地进行工作。这一切用不着遮遮盖盖；这确实就是一个蒂尔西特和约。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那么，尽管遭到失败，我们仍然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会胜利。（鼓掌）
载于 1923 年《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1—2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