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

（3 月 23 日）

（长时间鼓掌）同志们，我应当表示歉意，我没能参加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农村工作问题小组**^[367]**的所有的会议。因此，一开始就参加该组工作的同志们的发言，也就是对我的报告的补充。该组终于拟订了一个提纲，交给了委员会，并且有人要向你们报告提纲的内容。我只想说说这个问题的一般意义，这个问题是怎样经过该组的努力而提到我们面前的，以及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现在是怎样提到全党面前的。

同志们，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中，我们有时把社会生活中某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有时又把另一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这是十分自然的。革命总是触动而且不能不触动最深刻的生活基础和最广大的群众，所以在革命时期，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甚至最接近群众的政府，也绝对不能一下子把握住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如果现在我们来讨论农村工作问题并特别注意中农状况，那么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来看，并没有什么奇怪和反常的地方。当然，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从解决两个敌对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基本关系开始。基本任务是使政权转入工人阶级手中，保证工人阶级专政，推翻资产阶级，剥夺资产阶级权力的经济根源，这种根源无疑是阻挠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障碍。我们都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从来不怀疑这样一个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本身的缘故，能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现在我们看到，许多以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例如孟什维克阵营中的人）硬说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决战时期可能有一般民主的统治。完全和社会革命党人唱一个调子的孟什维克就是这样说的。好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或者取消民主，并不是依怎样对自己有利而定的！实际上却正是如此，所以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就根本谈不上一般民主。令人惊讶的只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或假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我们的孟什维克）多么迅速地就揭穿了自己的面目，多么迅速地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本性，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本性。

马克思一生中抨击得最多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幻想和资产阶级的民

主制度。马克思讥笑得最厉害的是关于自由平等的空话，因为这些空话掩盖了工人饿死的自由，掩盖了出卖劳动力的人和好像是在自由市场上自由平等地购买工人劳动等等的资产者之间的平等。马克思在他的所有经济学著作中都阐明了这点。可以说，马克思的整部《资本论》是专门阐明如下这个真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力量就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建设者，领导者，推动者；无产阶级是这个社会的掘墓人，是唯一能够代替它的力量。在马克思的任何一部著作中，未必找得到一章不是阐明这个问题的。可以说，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人都曾无数次地向工人赌咒发誓，说他们懂得这个真理。但是一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真正为争夺政权而进行决战的时候，我们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全世界老社会党的领袖们却忘记了这个真理，纯粹机械地重复那些关于一般民主制度的庸俗论调。

在我国，有时人们为了使这些话听起来更“有分量”，往往说到“民主派的专政”。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们从历史上明明知道，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专政不过是对起义工人的镇压。从 1848 年起，至少从 1848 年起就是这样，但个别例子在此以前也可找到。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广泛而自由地开展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最尖锐的斗争。我们在实践中认识到这一真理是正确的。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个真理，从来没有忘记这个真理，正因为这样，在一切根本问题上，苏维埃政府从 1917 年 10 月起所采取的步骤都是很坚定的。只有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解决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问题。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群众反对资产阶级。

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今后的共产主义建设中，由于资产阶级已被推翻，政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我们似乎可以不要中间分子参加了。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

自然，在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时，革命家是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主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实行无产阶级统治，打败资产阶级来保证这个统治，保证资产阶级不能复辟。我们深深知道，资产阶级至今还占有优势，他们在其他国家内还有自己的财产，有时甚至在国内还握有大量金钱。我们清楚地知道，还有许多比无产者有经验的社会成分在帮助资产阶级。我们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没有打消复辟的念头，没有停止恢复自己的统治的尝试。

但这还远不是一切。资产阶级最崇尚的原则是：“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从金钱的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始终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现时在世界范围内还比我们强大。它的统治正在迅速崩溃，它看到了诸如匈牙利革命这样的例子（昨天我们很荣幸地把匈牙利革命的消息告诉了大家，今天我们又得到了证实这一点的消息）^[368]，它已经开始懂得它的统治在动摇。它已经不能自由行动。但是现在，如果估计到全世界范围内的物质财富，就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在物质方面还比我们强。

正因为这样，在过去，我们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实际活动都是而且应当是放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根除资产阶级复辟的任何可能性。这是十分自然的、合理的、必需的，而且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出许多成绩。

现在我们应当把其他阶层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应当把整个中农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我们在农村工作问题小组中得出的共同结论，而且我

们相信全党工作人员都会同意这一点，因为我们只不过把他们的经验总结一下罢了。

当然，总会有人不去考虑我国革命的进程，不去思索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任务，反而利用苏维埃政权的每一步骤来讥笑，进行所谓批评，像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那样。这些人至今还不了解，他们应当在我们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作一选择。我们对于这些人多次容忍，甚至多次宽大，我们还要再一次提供机会让他们感受我们的这种宽大，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结束这种容忍和宽大了。如果他们再不作出选择，我们就要十分严肃地向他们提议，叫他们到高尔察克那里去了。（鼓掌）我们并不期望这些人会表现出了不起的智能。（笑声）但是可以预期，这些人亲身尝到高尔察克的残暴滋味以后，定会懂得，我们有权要求他们在我们和高尔察克之间作一选择。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中，有许多幼稚的人抱着愚蠢的想法，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暂时的偶然现象，那么现在，甚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一定懂得，在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的进攻所引起的斗争中，是有一种合乎规律的东西的。

实际上只有两种力量：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谁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懂得这点，谁读了一切伟大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不懂得这点，那他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丝毫也不懂得社会主义，而只是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罢了。对于这些人，我们给他们一个短短期限去考虑，要求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所以提到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现在说，或者将来会说：“布尔什维克提出中农问题，是想讨好中农。”我深深知道，这类论据以及比这还要坏得多的论据在孟什维克报刊上有广大的地盘。我们唾弃这些论据，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认为敌人的胡说有什么意义。这些一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跑来跑去的人可以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我们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决定我们道路的首先是对各种力量所作的阶级估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日益发展。只要这个斗争没有结束，我们就要集中力量把它进行到底。这个斗争现在还没有进行到底。在这个斗争中，已经取得许多成就。现在国际资产阶级已经不能为所欲为了。匈牙利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最好的证明。可见，我们的农村建设已经超出一切为了夺取政权这一基本要求的范围。

这一建设经过了两个主要阶段。在 1917 年 10 月，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去夺取政权。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展开。我已经说过，农村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 1918 年夏天才开始的。假使我们不掀起这个革命，我们的工作就会是不完全的。第一个阶段是在城市中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管理形式。第二个阶段是在农村中把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分离出来，使他们同城市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农村资产阶级；这对于一切社会主义者来说都是基本的，不承认这一点，社会主义者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这个阶段基本上也已结束。我们最初为此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即贫苦农民委员会**^[289]**，已经非常巩固，我们已有可能用正式选举出来的苏维埃代替它们，就是说，改组村苏维埃，使它成为阶级统治的机关，成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大家当然都知道，不久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法令**^[369]**，这些措施是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出发对过去阶段所作的总结。

主要的事情，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任务，我们已经做到了。

正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这点，更复杂的任务，即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谁以为提出这个任务，就好像我们政权的性质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削弱了，就好像我们的基本政策改变了（即使是认为部分的改变，稍微的改变），谁这样想，谁就是完全不了解无产阶级的任务，完全不了解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我相信，在我们党内不会有这样的人。我只是想提醒同志们，在工人政党之外是会有这种人的，他们要这样说，并不是从某种世界观出发，而只是为了破坏我们的事业，帮助白卫分子，简单地说，就是唆使中农反对我们，因为中农一直是动摇的，他们不能不动摇，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动摇。为了唆使中农反对我们，他们会说：“看，他们讨好你们了！可见他们重视你们的暴动了，他们动摇了”，等等，等等。必须使我们所有的同志在思想上武装起来，反对这种煽动。我相信，如果我们现在能够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那我们的同志是会武装起来的。

十分明显，解决怎样正确地确定无产阶级对中农的态度这个基本问题是一个更加复杂而迫切的任务。同志们，从理论上看，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困难，大多数工人都领会了这种理论。我在这里提醒一下，例如考茨基曾写了一本论土地问题的书**^[370]**，那时他还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学说，并被公认为土地问题的权威，他在这本书中谈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说：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是**中立农民**，就是使农民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保持中立，使农民不去积极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我们。

在资产阶级统治的长时期内，农民总是拥护资产阶级政权，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如果注意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和它的政治统治手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指望中农立刻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但如果我们执行正确的政策，经过一个时期，这种动摇就会停止，农民就会站到我们这方面来。

同马克思一道奠定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即我们党时时刻刻特别是在革命时期所遵循的学说）基础的恩格斯，就已经把农民分为小农、中农和大农。这种分法直到现在还适合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实际情况。恩格斯说：“甚至对于大农，也许不是到处都要用暴力镇压。”至于我们有朝一日可能对中农使用暴力（小农是我们的朋友）的想法，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过的。恩格斯在 1894 年，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即在土地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时，就是这样说的。①这个观点所表明的真理有时被人们遗忘了，但在理论上我们大家都是同意的。对于地主和资本家，我们的任务是完全剥夺。但是对于中农，我们不容许采取任何暴力手段。甚至对于富裕农民，我们也不能像对待资产阶级那样肯定地说：绝对剥夺富裕农民和富农。在我们党纲中是作了这种区分的。我们说：镇压富裕农民的反抗，镇压富裕农民的反革命阴谋。这不是完全剥夺。

我们对待资产阶级和对待中农的基本区别，就是完全剥夺资产阶级，同不剥削别人的中农结成联盟；这条基本路线在理论上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彻底遵守这条路线，在地方上，人们还没有学会遵守这条路线。当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并从各方面着手建立新社会的时候，中农问题就提到第一位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也不否认，建设共产主义在有大农业的国家和有小农业的国家是不同的。这是最初步最起码的常识。从这个常识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愈接近共产主义建设的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13—316 页。——编者注

任务，我们就愈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农身上。

许多事情取决于我们如何确定对中农的态度。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但我们深深体验到，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我们已经接近到法国大革命时出现的这种区别，那时法国国民公会**^[172]**颇有气魄地宣布了许多措施，但它没有实行这些措施的应有的支柱，甚至不知道实行这种或那种办法时应该依靠哪一个阶级。

我们处于无比幸运的环境。由于整整一世纪的发展，我们知道依靠什么阶级。但我们也知道，这个阶级的实际经验还非常不够。对工人阶级和工人政党来说，基本的一点是很清楚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把政权交给工人。但是怎样做到呢？大家都记得我们克服了哪些困难，犯了多少错误，才从工人监督工业进到工人管理工业。而这还是我们的阶级即我们经常接触的无产阶级内部的工作。现在我们要确定我们对一个新的阶级，对城市工人所不熟悉的阶级的态度。必须确定对这个没有一定的稳固的地位的阶级的态度。无产阶级绝大多数都赞成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绝大多数都反对社会主义，—— 要确定这两个阶级间的关系是容易的。可是，当我们讲到中农这样一个阶层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一方面是私有者，另一方面又是劳动者。他们是不剥削其他劳动者的。他们在数十年内受尽千辛万苦来保持自己的地位，亲身遭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忍受一切苦痛，但同时他们又是私有者。因此，我们对待这个动摇的阶级是有很大困难的。根据我们一年多的经验，根据我们半年多在农村中进行的无产阶级工作，根据农村中已经发生的阶级分化，在这方面我们尤其应当切忌急躁，不要死搬教条，不要把我们正在制定而还没有制定出来的东西当作完善的东西。下面发言的人会向你们宣读农村工作问题小组选出的委员会所起草的决议，你们就会看到，在这个决议中，对这一点已严加告诫。

从经济上看，显然我们需要帮助中农。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由于我们的习惯，由于我们的文化水平，由于我们可以派到农村去的文化和技术力量不够，由于我们处理农村问题往往软弱无力，于是我们的同志往往使用强迫手段，把整个事情搞坏。就在昨天，有一个同志交给我一本俄共（布尔什维克）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出版的《下诺夫哥罗德省党的工作手册》；在这本小册子里，例如在第 41 页上，我看见有这样一句话：“特别税的法令就是要把全部负担放在富农、投机者和全体中等农民身上。”这些人真可以说是“弄懂了”！也许是印错了，但出这样的错是不能容许的！也许是工作太匆忙了，那正说明，在这种事情上任何匆忙都危害极大。也许是根本就没有弄懂，这是最坏的推测，是我不想加之于下诺夫哥罗德的同志的。很可能，这不过是一种疏忽罢了。^[371]

在实践中常常发生一位同志在委员会内谈到的那样的事情。有一次，农民围住他，每个人都问：“请你确定一下，我是不是中农？我有两匹马和一头奶牛。我有两头奶牛和一匹马”，等等。你们看，这个到各县去工作的鼓动员必须有一只准确的温度计，把它放到农民身上测量一下，然后告诉他是不是中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知道这个农民的全部经营史以及他同下等户和上等户农民的关系，而这些我们都无法确切知道。

这里需要很多实际的本事，需要熟悉当地情况。这种本领我们还没有。承认这一点并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我们应当公开承认这一点。我们从来不是空想家，我们从来没有想用纯洁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产生和培养出来的纯洁的

共产党人的纯洁的手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那是童话。我们要用资本主义的破砖碎瓦来建设共产主义，而且只有在反资本主义斗争中受过锻炼的那个阶级才能做到这一点。你们很清楚，无产阶级不是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和弱点的。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同时也同本身的缺点作斗争。无产阶级优秀的先进的部分，既然几十年内在城市中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也就有可能在这个斗争中学到城市和首都生活中的全部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这种文化。你们知道，甚至在先进国家中，农村总是愚昧无知的。当然，我们会把农村的文化程度提高，但这是很多年的事情。我们这里的同志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而地方上来的人的每一句话都向我们非常具体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们不是这里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机关人员（这些人的话我们听得很多了），他们是实际观察过农村工作的人。正是他们的话，对我们农村工作问题小组特别宝贵。我相信，他们的话现在对整个党代表大会也是特别宝贵的，因为这些话不是从书本上来的，不是从法令中来的，而是从生活中来的。

这一切都促使我们去把我们对中农的态度弄得尽量明确些。这是很困难的，因为这种明确性在生活中是没有的。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要想立刻一下子解决是办不到的。有人说“用不着写这样多的法令”，并责备苏维埃政府，说它只会写法令，而不知道怎样实行这些法令。实际上这些人没有觉察到，他们是怎样滑到白卫分子方面去了。假使我们指望写上 100 个法令就可以改变农村的全部生活，那我们就是十足的傻瓜。但假使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这些在实际上不能立刻完全实行的法令，在宣传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前我们的宣传是讲大道理，现在我们是通过工作来宣传了。这也是一种宣传，但这是用行动作宣传，不过这不是某些出风头的人的单个行动，对这种人，我们在无政府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盛行的时代曾多次加以嘲笑。我们的法令是一种号召，但不是以往的那种号召：“工人们，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不是的，这是号召群众，号召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法令，这是号召群众实际行动的指令。重要的是这一点。即使这些法令有许多不合适的东西，有许多实现不了的东西，可是这些法令为实际行动提供了材料，而法令的作用在于使倾听苏维埃政权意见的那成百、成千、成百万人学会采取实际步骤。这是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际行动的尝试。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我们就可以从法律、法令和决定中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不会把它们当作无论如何要立刻一下子就实现的绝对的命令。

必须避免一切会在实际上助长某些违法乱纪现象的事情。有些野心家、冒险家已在某些地方混进我们的队伍，自称为共产党人，欺骗我们；他们钻进我们队伍来，是因为共产党人现在掌握政权，是因为比较老实的“公务” 人员由于思想落后没有来我们这里工作，而这班野心家却毫无原则，极不老实。这些只图升迁的人，在地方上采取强迫手段，以为这是很好的办法。而实际上却有时会使农民们说：“苏维埃政权万岁，但要打倒康姆尼！”（即共产主义）。这样的事不是捏造，而是来自实际生活，来自各地同志的报告。我们不应当忘记：任何过分，任何鲁莽急躁，都会造成莫大的害处。

我们曾经需要拼命跳跃，不管怎样要赶紧摆脱使我们遭到破产的帝国主义战争，需要拼命努力把资产阶级和要打倒我们的力量打垮。这一切是必需的，不这样，我们就不能胜利。但是，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中农，那就是愚蠢，迟钝，毁灭我们的事业，只有别有用心的分子才会有意这样做。现在

的任务完全不同。现在的任务已经不是像从前那样粉碎明显的剥削者的反抗，战胜他们，推翻他们。不是的，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主要任务，现在提到日程上的是更复杂的任务。在这里暴力毫无用处。用暴力对待中农是极有害的。中农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拥有千百万人的阶层。甚至在欧洲，那里任何地方的中农都没有这样大的力量，那里技术和文化、城市生活和铁路交通特别发达，那里最容易产生用暴力对待中农的思想，可是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最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都没有主张用强制手段对待中农。

在夺取政权时，我们依靠了全体农民。那时全体农民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同地主作斗争。但是直到现在，农民对大农场还怀有成见。农民想：“如果有了大农场，那我又要当雇工了。”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但农民一想到大农场就咬牙切齿，就想起地主压迫人民的情景。这种感情还存在，还没有消失。

我们首先应当依据的真理，就是在这里采用暴力方法其实是什么也做不到的。这里的经济任务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没有那样一种顶层，把它削去之后还能留下整个基础，整个建筑物。这里没有城市有过的那种顶层，即资本家。在这里采用暴力，就是葬送全部事业。这里需要长期的教育工作。农民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实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我们应当拿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康姆尼”是最好的东西。当然，如果农村里出现了鲁莽的人，那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他们从城里跑到农村去，去了以后，吹上一通，闹几次知识分子的有时是非知识分子的意气，等到吵翻了脸，就一走了事。这是常有的情形。这班人不会受人尊敬，只会引起讥笑，而且讥笑他们是完全应该的。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指出，我们鼓励建立公社，但应把公社办好以取得农民的信任。在那之前，我们还是农民的学生，而不是农民的先生。再愚蠢不过的是，一些人对农业及其特点一窍不通，他们跑到农村去，只是因为听说公共经济好，只是因为厌倦城市生活而想到农村工作，并且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是农民的先生。再愚蠢不过的是想在处理中农的经济关系方面采用暴力。

这里的任务不是剥夺中农，而是照顾到农民生活的特殊条件，向农民学习向更好的制度过渡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这就是我们给自己定下的准则。（全场鼓掌）这就是我们在决议草案中所力图说明的准则，因为在这一方面，同志们，我们的确犯了不少错误。承认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过去我们没有经验。同剥削者作斗争本身也是我们从经验中学来的。如果人们有时因此责难我们，那我们就说：“资本家先生们，这是你们自己的罪过。假使你们不这样野蛮地、这样疯狂地、这样无耻地拼命反抗，假使你们没有同全世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那么，革命也就会采取比较和平的方式。”现在，打退了各方面的疯狂进攻之后，我们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因为我们不是什么小组，而是领导千百万人的政党。千百万人不能一下子懂得方针的改变，因此对富农的打击往往落到了中农头上。这是不奇怪的。不过必须懂得，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这种历史条件业已消失，新的条件以及对待这个阶级的新任务要求有新的心理状态。

我们关于农民经济的法令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其中任何一个法令或者对任何一个法令感到后悔。法令虽然是正确的，如果强迫农民接受就不正确了。在任何一个法令中都没有这样说过。这些法令是正确的，

它们指出道路，号召人们采取实际措施。我们说“鼓励联合”，我们是发出指令，这些指令应当经过多次试验，以便找到实行这些指令的最终形式。既然说必须自愿，那就是说，要说服农民，要通过实践说服农民。农民不会相信空话，他们这样做是很对的。要是他们一听到法令和鼓动传单的内容就相信，那倒不好了。假使这样可以改造经济生活，整个这种改造就是一钱不值的。首先要证明联合起来好些，要使人们真主联合起来而不吵架散伙，——要证明这样做有好处。农民是这样提问题，我们的法令也是这样提问题。如果我们以前不善于这样做，那没有什么可耻的，我们应当公开承认这一点。我们暂且只是解决了对任何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来说都是一项基本的任

务，即战胜资产阶级的任务。这个任务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虽然极其困难的半年方才开始，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在作最后的努力要掐死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们自己已经懂得，这半年过去后，他们的事情就会毫无希望。或者他们现在趁我们疲惫不堪的时候来打败我们这个国家，或者我们将不仅在我国一国获得胜利。在这半年中，粮食危机和运输危机空前加剧，帝国主义列强又想从几条战线上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但这是最后一个艰苦的半年。必须继续竭尽全力，去同进攻我国的外部敌人作斗争。

但是，说到农村工作的任务时，尽管困难重重，尽管我们的全部经验集中在直接镇压剥削者这一方面，我们应当记住而不要忘记，在农村中如何对待中农完全是另一种任务。

彼得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莫斯科的到过农村的觉悟工人都向我们讲述过这样的事：许多看来是无法消除的纠纷，许多看来是非常重大的冲突，一当通情达理的工人出来说话，就解决了或缓和了。这些工人说话不是用书本的腔调，而是用农民懂得的语言，不是像虽然不懂得农村生活却要发号施令的指挥官那样，而是像同志那样说明实际情况，激发农民的那种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感情。这种用同志态度解释问题所达到的结果，是俨然以指挥官或上司自居的成百上千的人所不能达到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提请你们注意的整个决议的精神。

在这个简短的报告中，我是想说明这个决议的原则方面，这个决议的一般的政治意义。我是想证明（我想我已经证明了）从整个革命的利益来看，我们的路线没有任何变动，没有任何改变。白卫分子及其帮凶现在和将来都会叫喊我们的路线有了改变。让他们叫喊吧。这影响不了我们。我们要最彻底地发展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把注意力从镇压资产阶级的任务转到安排中农生活的任务上去。我们应当同中农和平相处。只有我们改进和改善了中农生活的经济条件，中农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会站到我们方面来。如果我们明天能够拿出 10 万台头等拖拉机，供给汽油，供给驾驶员（你们很清楚，这在目前还是一种幻想），那么中农就会说：“我赞成康姆尼”（即赞成共产主义）。可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必须迫使它供给我们这些拖拉机，或者必须把我们的生产能力提高到能够自己制造这些拖拉机的程度。只有这样提出这个问题才是对的。

农民需要城市工业，没有城市工业，农民是不能生活的，而城市工业是在我们手里。如果我们正确地进行工作，农民就会感谢我们从城市里供给他们工业品、农具和文化。把这些东西带给他们的不是剥削者，不是地主，而是与他们一样的劳动同志，他们会非常重视这些同志，但他们是从实际上重

视，只重视这些同志的实际帮助，却拒绝（这样做完全是对的）命令和自上而下的“训令”。

首先要帮助，然后是取得信任。如果把这件事情正确地进行下去，如果在县里，乡里，在征粮队**^[372]**里，在任何组织里，我们每个小组的每个步骤都很正确，如果能够根据这个观点来把我们的每个步骤都仔细地加以检查，那我们一定会取得农民的信任，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继续前进。现在我们应当给农民以帮助，给他们以忠告。这不是指挥官的命令，而是同志的忠告。这样做下去，农民是会完全拥护我们的。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决议的内容，在我看来，这应当成为代表大会的决议。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决议，如果这个决议将决定我们党组织的全部工作，那我们定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伟大任务。

怎样推翻资产阶级，怎样镇压资产阶级，这我们学会了，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怎样调整好与千百万中农的关系，用什么方法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我们还没有学会的，这点我们应当公开承认。但是我们已经了解这个任务，我们已经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可以满怀信心、有把握、有决心地说：这个任务我们定会完成，那时社会主义就是绝对不可战胜的了。（长时间鼓掌）

载于 1919 年 4 月 1 日《真理报》第 70 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178—194 页